老家展茅，端午一直被奉为“大节”。家家户户把新鲜的艾草和菖蒲扎成把，倒挂在门框、窗沿上——青郁郁的叶子垂下来，风一吹，满鼻子都是草药清气。但最要紧的，还是走亲戚、挑着粽子去“送节”。那是晚辈孝敬长辈的心意，也是乡间人情最朴素也最结实的纽带。

包粽子，对母亲来说，自然也是一桩要紧事。粽叶一部分从镇上买回来，还有一部分是去年留剩的。剥下的旧粽叶舍不得扔，母亲将它们整整齐齐码在木桶里，泡软了的叶子上还粘着些糯米粒，黏糊糊的，就拿软布搓洗干净，一片片摊在屋檐下的竹匾里沥水、晾晒。精挑的糯米倒进大盆，兑上碱水，拿手慢慢搅。米粒一点点染成淡黄色，空气中浮着一股淡淡的碱香，说不上多好闻，但闻惯了就觉得安心。

等东西都备齐了，母亲就搬个小凳坐在屋檐下，面前搁着脸盆、木桶、棉线等。拿两片粽叶交错着叠一起，手指一窝，就是个尖尖的漏斗，舀一勺浸透的糯米填实了，再把粽叶收拢、捏紧，牙齿咬着棉线一端，手上一绕一拽，一圈圈扎得结结实实。包好的粽子肚子圆圆的且棱角分明，整整齐齐码在大锅里。柴火在灶膛里慢慢烧，文火要煮上一宿。半夜里父亲帮忙起来加水、添柴。天蒙蒙亮，粽子也就煮透了。煮熟的糯米混着碱水味传出老远。作家梁实秋认为，只有母亲炒的菜才有那个味儿，别人手艺再好，总差着火候——碱水粽也是这个道理。粽子出了锅，家里只留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要分装好，挨家挨户送去。

女儿读幼儿园那几年，每逢端午，父亲就陪着母亲一块来东港。等下了公交，父亲挑着满满当当的粽子，两只红塑料桶一边一个，扁担压在肩上，桶随着脚步轻轻晃。碰到陡坡，母亲步子不稳，走一段就得扶着扁担歇一歇。我从厨房后窗望去，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时而重叠，时而分离。等我下了楼，他们已经站在楼道口了。母亲额上沁着细汗，父亲正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我将装满粽子的塑料桶拎上楼，剥了一只放在盘中，女儿只是象征性地吮一口就跑开了，倒是妻子把它当成了早餐的主食。送来的粽子实在太多，丈母娘索性分给左邻右舍。邻居们围坐在一起，剥着粽子吃，都夸母亲手艺好。

有几次我回老家，看母亲包粽子，也想搭把手。搬个小凳子坐在她旁边，学着她的样子叠叶、窝斗、填米。可包出来的不是漏米就是瘪塌塌的，歪歪扭扭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母亲瞥一眼，嘴角微微一撇——那表情我懂，是嫌我笨手笨脚，入不了她的“法眼”。她接过我手里的半成品，三下两下就重新包好了，粽绳一拉，利落得像变戏法。后来，父亲走了。母亲还是守着老规矩包粽子、送粽子，只是分量悄悄少了些。父亲走后那些年，好多次我瞒着母亲，将粽子放到父亲坟头。母亲知道后也不多说什么，只是轻声叹一句：“唉，老头子这辈子没享过福……”

母亲的腿脚也大不如前了，走远路已经很吃力，可她心里那份惦念从没少过。从家里坐车，要换好几趟才能到海头、钓门，一趟来回常常耗掉整个上午。于是她央我开车送她，后备箱装满了粽子，还有蛋黄派、饼干这些吃的。几个老人见了面，总要拉着手，抱一抱，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怕对方听不见，又像是怕自己说得不够多。其实，到了这个岁数，心里都明白——见一面少一面，这端午的粽子，也是吃一回少一回。没过几年，姨娘走了，姑妈也走了……那些“老亲”，走得都差不多了。母亲越来越孤单。包的粽子，自然一年比一年少。有一年端午，我回老家，看见她坐在屋檐下低头包粽子，天色暗淡，院子里就她一个人。我走进厨房，灶台边多出了一口铝制的新锅。母亲说，这是刚过世的亲戚送她的，拿它煮粽子正合适。

2023年底，母亲不幸中风。病中她还惦记着那口锅，拉着丈母娘的手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千万别扔，煮粽子时还能用。她说话已经不大利索了，但那几个字咬得很重。还没等过年，母亲就走了。她惦记的那口锅，后来被哥哥的丈母娘收了起来。

又是一年上度的端午。只是我再也不用忙着置办节礼、去孝敬母亲了；我们再也尝不到她亲手做的碱水粽了。前阵子看《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阿嬷用一辈子等一个人的书信，那份情义让我想起母亲——她不曾漂洋过海，可她每一个端午挑着粽子送出去的路，何尝不是她一生的情路？她12岁没了亲娘，却用一辈子的时间走着亲戚、惦念故人，把自己仅有的亲情活成了一桩庄重的事。电影里说“做人得有情义”，母亲没看过这电影，可她的日子，句句都在印证这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艾草年年青，粽香岁岁飘。那些相伴的故人、那些温暖的旧时光，都留在了过去。这世上，再也没有那个为我包粽子、为亲戚奔走的母亲了。就让这份藏在粽叶里的温情，伴着点点乡愁，一直长留在心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