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琦瑶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们这个小岛居然停电一个月。炎热而漫长的夏夜，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时间像一条瘦瘦的小河，载不动什么，也搅不起什么，只有阅读，才能推动日子。在一片幽寂的黑暗中，我点起蜡烛，打开毕业前夕刚买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以大海排浪般的热情对自由生命的追求，重重地冲击了我。他出生在德国一座闭塞的小城，底层生活的磨炼，让有出众的音乐才华的他，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也逐渐点燃他内心狂野奔放的激情之火。他蔑视权贵，憎恶虚伪，鄙弃浮夸，以坚定的信仰一次次向空洞虚伪的社会与艺术，麻木矫情的民众宣战。从德国到法国，叛逆的路上，他屡屡遭挫，伤痕累累，甚至陷入欲望的泥淖，在生命的谷底窒息昏沉。但他始终天真专横地挥舞着堂·吉诃德式的长矛，卷着生命的旋风，在广袤的原野上孤独地驰骋着。

　　停电的夏夜是孤独而燥热的，屋内黑影沉沉，跃动的烛光如飘忽的呼吸，烘托着一个仿佛可知的将来。毕业后等待分配的日子是煎熬的，前途如云遮雾掩之下的小径，而青春的怅惘更是加重了不敢问路的怯懦。抚着史诗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抚到了英雄蓬勃的血脉、明郁的眼神。小岛的夜空，是另一片大海。

　　一个多月后，我带着小小的行囊，离开了父母和家乡，去另一座岛上教书。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我摸了摸包里那本厚厚的书，陡然产生了独自仗剑走天涯的豪情和使命感。船在海面轻快地耕耘着，雪白的浪花一路翻飞，舞至彼岸。

　　再次细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已是十年后的事了，当时我在上海就医。

　　手术前两天，带着难以名状的焦躁和恐慌，我在医院附近一家书店逛着，突然看到书架上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是傅雷的译本，分上下两册，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我原先买的已在几年前送给朋友了。

　　术后醒来，一眼看到母亲湿漉漉的双目。“好了，醒过来就好，都过去了。”母亲抓着我的手说，脸上泛起惊喜的笑意，与来不及退下的忧惧搅在一起，让人心酸。

　　独自在异乡奋斗的青春，像疾驰的列车，穿风破雨，迅猛刚利。白天，整个身子都绷得紧紧的，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刻不停。只有在深夜，一个人从办公室回宿舍，穿过空荡荡的操场，才会想到抬起头来，仰望夜空里的云涛，深深地舒一口气。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小星子，在茫茫云海里孤独地滚落着。

　　城市的夜晚是明亮的。我躺在病床上，透过玻璃窗，看着医院旁边的一幢高楼，在夜幕中依次亮起了灯，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像一条搁浅的小船，带着暴风雨的记忆，在黑暗中想念一棵树的清香，和鸟儿枝头的私语。

　　约翰·克里斯朵夫在经历过满怀偏见的审视、桀骜不驯的反抗和追求自由的漂泊之后，逐渐成熟，并完成了蜕变。当他得知最心爱的人去世的消息后，以一种“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把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当时音乐上最高的成就融合起来，创作出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只有经历过精神的艰险，才能有永远的英雄；只有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孤独的生命，才能将爱与恨交融起来。

　　合上书，我轻轻地闭上了眼，任阳光在我的眼睫上呵气。人生中的各种艰险，就像开在沙漠中的花，你闭上眼都能想像得出它们的瑰丽与高贵。花朵凋零，而沙漠不再是沙漠，花香将与黄沙一起飘扬。

　　转眼又过了十五载。已是庚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春天的芽儿狠狠掐了一下。新冠肺炎患者的数据，像可怕的蛇信子，每天滋溜溜地往上蹿着。焦虑、惊惧、痛楚、愤慨，劈头盖脸地把我们淹没，使人艰于呼吸，心潮汹涌。

　　该为自己找一个出口了。书架上，金色封面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跃入我的眼帘，像一道耀目的阳光。我关了电脑，搁起手机，重新启读。

　　傅雷在《译者弁言》中写道，“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据作者的自白，说它有如一条河。”河的意义在于生命。克里斯朵夫的一生就是一条奔腾的大河，抛洒的每一片浪花都闪耀着奋斗者的生命光辉。

　　罗曼·罗兰将小说题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自由灵魂必定是心怀敬畏、内心柔软的，他们像克里斯朵夫一样，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心里对各种小生灵的快乐有友好的回声。这自由灵魂必定是精神质朴、人格独立的，他们像克里斯朵夫一样，面对周遭的虚伪浮夸奋力抨击，不惜跋山涉水流落他乡，始终怀抱理想的火球，坚持做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这自由灵魂必定是姿态昂扬、生命丰满的，他们像克里斯朵夫一样，勇敢地跃出个人情欲的壕沟，成功完成自我救赎，最后达到生命的澄明和谐。

　　反复地读小说的终篇。“快要倒下来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我打开窗户，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自由的空气，为迎接一位伟大的战士，或是目送他再次投身洪流奋力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