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植

　　下班的路上，碰到几名初中生，从我身边跑过，他们追逐着，欢笑着，肆无忌惮洋溢着青春所馈赠的激情。熟悉却又陌生，熟悉的是那胸口的校牌，陌生的却是那校服，那再也回不去的学生时光。

　　不同于高中的紧张，大学逐渐成熟，初中那三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而今我伫立在岁月的这头，回望那些被时光掩埋着的、尘封着的那三年，仿佛再一次看到了沈一初，看到了三九班，看到了嬉闹奔跑的少年。

　　二十年前，稚嫩的我，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了沈一初报道，学校在沈家门食品厂路，离我家也就5分钟的步行距离。学校有南北两个校区，中间有短短的10米步行区。我初二那年，学校在南北校区之间造了一根步行天桥，从此成为了我们下课最喜欢的地方，在此放肆地嬉笑着，打闹着。

　　记得初一的时候，班主任叫郑静，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士，带着一副黑款眼镜，手上总捧着一本教材，初二的时候调去了别的学校。再次相见已是十多年后，她在东港中学教书，也许是我比较淘的缘故，毕业之后，很多老师总能准确地喊出我的名字，后来班主任换成了乐亚老师和孙小红老师。

　　周善飞老师是初二教我们语文的，当时我的成绩并不好，但胜在课外书读得多，读小学的时候就早已读完了《史记》等。那时少年作态，拿着微不足道的知识，缠着周老师谈天谈地谈人生，周老师对我的“烦人”特别包容，有好几次月考，她都拿着我的作文，在其他班级宣读，说是优秀例文，并且不止一次对同学说孙同学以后是当作家的料。那年对于我这个各科成绩平均的“差生”来说，得到一句老师的赞扬，可是极大的荣誉了。多年之后，我自己也没想到，当年周老师的一句鼓励，让文字成了我赖以谋生的工具。

　　尤老师是我见过最为和善的老师，那年他留着标志的中分头，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像极了港台歌星。来学校的时候，那辆大绵羊摩托车发动机引擎熄灭的声音总能让喧嚣的教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那时正年少的我们还总没大没小地称呼他为国哥，尤老师像个大哥哥一样总能和我们打成一片，悉心倾听我们的喜怒哀乐，任凭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拿他寻开心。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想，满是深深的愧疚，愧疚的是当年面对他们不知疲倦地悉心教导，一次又一次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当我托人带去在《普陀文艺》上刊登描写周善飞老师的文章时，她却早已退休，杳无音信。不久前碰到了尤老师，再次相见，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没有文字，没有音效，只有那一幕幕我的淘气浮在眼前。我本想对年少时犯下的淘气，向他说声抱歉，但碍于成年人所谓的体面，话到嘴边却戛然而止。是啊，大家都不再年少，大家都已老去。是啊，在那桃李芬芳的年月，我们撕扯着长大，对得起青春，唯独对不起的，只有当年老师的淳淳教诲和我那句迟到的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