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国

　　记忆里，童年的元宵几乎空白，留下的唯有前刺波弄四下里奔走的寒气，坡地间枯落的番薯藤叶，早晨霜气里闪亮的金黄——那是从观音山顶洒下的日光。寒鸦三两声，牛犁墙根倾。

　　那个年头，一过正月初五，父亲他们就早早开工了，在生产队里侍弄田地，或喂牛以番薯老藤，或拾掇以箩筐草耙。而到正月十五，整个生产队早已出门，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三三两两的，蚂蚁般散落在旷远的田野上。

　　少年的元宵有了一丝影迹，在三弄大队部场地里狮子舞动的影子里，在年景好的家门前挂着的红灯笼里。曾经，有一年，姐姐还带我们兄弟俩一起到“衢山影剧院”，看闹盈盈的游行，舞龙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扭秧歌的，从桂花园、岳冠那边蜿蜒着而来，欢腾着而来，看的是舞、是形、是色彩，听的是锣、鼓、铙，走进内心的却是岛上人们对生活的憧憬和激情。队伍长长的，然而观看的人更长，有的人从紫金山、岳冠那边一直跟随而来。记忆里，家里第一次吃汤圆就在那一年，猪油馅，是母亲亲手捏的。也许是母亲第一次做，“元宵煮食浮阔子，前辈似未曾赋此”，没把握好火候、馅料什么的，那次汤圆并没给自己留下特别的味道，但元宵，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从此走进了自己的心底。

　　真正有元宵这个概念的，是读舟山师专时的事了。但那时候见到的元宵，是诗人笔下的元宵，是唐风宋韵里的元宵——原来我们一直有元宵节，有这一传统。元宵回归，文化回归，这个民族的根也在回归。

　　在那儿，我看到了元宵的美。在《东京梦华录》里，我发现宋代的元宵灯市竟有五天，从正月十五到十九；临安（今杭州）还会搭建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燃灯数万，连皇帝也会坐着敞轿，去观灯，还会给周边的游人一些打赏，留下了“金杯赐酒”的美丽传说。还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多美——在这个众生欢乐的节日，俊男靓女都走出书房、闺阁，走进元宵的红火里，去寻找自己心仪的高雅和青春心跳。

　　在那儿，我看到了元宵的乐。苏东坡有“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之诗，范成大也有“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之句，更有辛弃疾的那一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如今，每当听到那个“经典传唱人”唱起这首《青玉案·元夕》来，真的还能激情澎湃，泪奔四海。都说柳永之词适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吟唱，而此曲诚为铁板铜琶，好一曲“大江东去”之慨。

　　在那儿，我也看到了元宵的情。那是青春的元宵，是奔涌着人性的元宵，是期盼着政通人和的元宵。“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欧阳修的爱慕之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辛弃疾的别样钟情与倾慕，大有胡杨“等你三千年”的千古情愫了。

　　人到中年，感到元宵越来越讲究了。每到新春来临，文化部门边忙春节边忙元宵，县城里一台晚会总是少不了的，说不定还会设一条夜街，吃货们馋于美食，红裙纤手们也会流连于街灯市尘间，连街道、社区也会演上一台戏。

　　那一年，城里的文化广场特别热闹，离元宵节还有好几天，就传出有关元宵灯会的一揽子消息。一家子架不住这闹猛劲，也随着人流盘桓了一番。红叶大酒店路上有一长排的美食摊，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到海南的椰子果肉，来自天南地北的小吃名点似乎都在这里亮开了身段。广场的西边安排的是猜谜语，10岁的女儿比她的爸妈还要灵活，当我们还在飘动的纸条间或念念有词或纠结不清时，女儿已经从领奖处领到了两份奖品。

　　文化广场的正中心则在演杂技，外三层里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女儿也想看，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肩上。那一刻，多么希望女儿能站在她父亲的肩膀上，将人生看得高些，将人世看得远些，成长路上能走得更好更美丽。

　　这三年，因新冠疫情，元宵也寥落起来，可兔年一到，这个岛城似乎缓过气来，鞭炮噼里啪啦，街灯十里长街。

　　而元宵一过，新春一走，这个人世又将开启新的告别与前行，复始新的春光与秋月。人生何尝不是一幅长轴画卷，且剪这一截元宵时光，握那些一路相随的暖，留下淡淡浓浓的亲情爱意来。

　　行笔至此，竟生出些感慨：人去，时光也变老；年去，春风就要来。似水流年里，往事成泪都为痛，曾经的姐弟之爱、兄弟之情，如今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沉寂，我在这头，他俩在那头，相印的是共同遥望，穿越的却是时光的虚空。

　　且借这个元宵，让我为你俩点一盏心灯，照一段赶往天堂的路；也让我放下自己，怀揣元宵的这份思念，还有对父母两老的祝福，一路前行，一路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