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的童年一定是快乐的。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画家。

8岁，我在外婆家附近的学校上小学，上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物质条件差，小学课本、练习簿全是再生纸，颜色发暗。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白一点的纸，我舍不得用它写字、做题，而是拿来画画。我喜欢画侠客，画古装戏剧中的人物，再用画去换同学手里的白纸。

二年级下半学期，转学回定海，就读于城关二小。我是新来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新来的。年轻的女教师不会讲故事，同学们吵嚷着要原来的班主任老师回来。我没吵，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铺开一张纸，给那位新来的班主任老师画“结婚照”。

班上的情况引起学校领导的关注，辅导员黄慧珍老师过来查看。我们班的教室，位于三忠祠的前殿，教室后门没关。我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正好靠着后门。我低着头，一笔一划，认真勾画着班主任老师的眼睛、鼻子，浑然不知黄老师已经站在身后。画完以后，又给她配了一位帅气的“新郎”。

黄老师像影子一样，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会，随后压着嗓子，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出来！”我猛地一惊，回头才发觉老师就在身后，只好乖乖地跟着走出教室后门。

到了办公室，黄老师随手把画递给其他几位老师。我低着头，恨不得立刻找条地缝钻进去。老师们拿着我的“大作”，笑得直不起腰来。黄老师没笑，平静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支支吾吾报了姓名，再也不敢出声。幸好，黄老师没再多问，严肃地批评了几句，让我先回班里去。

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黄老师竟然成了我们班新的班主任。最初几天，我不敢正眼看她，可黄老师仿佛早已把那幅画忘了。不久，我如愿挂上了红领巾，还当了小队长，很快，黄老师又让我担任中队组织委员。

上了初中，画画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我渐渐喜欢上了水墨山水。中学的美术老师叫董代卿，董老师平时话很少，却给我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他的办公室，甚至他的家，我都可以随意进出。只可惜，每星期只有一节美术课，尽管我又报了美术兴趣班，仍觉得时间不够用，只能从别的课时中偷时间。

初一开始，班主任邵尧卿老师任命我为班长。邵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在邵老师的眼里，我是一个守纪律的好学生。可一到了其他课时，特别是上副课，我常常管不住自己，课桌上到处留下我的“杰作”。

我的课本，我的复习提纲，都能成为现成的最好的画纸。课本的每一页，除了文字、插图，页面四边都有留白，还有段落后面的一些空格。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窄长的空白，正适合我画古人的交战布阵。

一天，上课铃响后，语文老师张荣昌捧着厚厚一叠复习提纲走进教室。张老师40来岁，长得壮硕粗犷，浓眉大眼，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却写得一手娟秀清新的毛笔字。分发完提纲，张老师简单讲解后，让大家自己复习，课堂里静得只有翻纸张的声音。我翻着课本和提纲，脑海中却浮现出古人打斗厮杀的场面，手中的那支笔，开始在课本、提纲上游走。我用散点透视，画侠客飞檐走壁，画战马纵横驰骋，人物虽小，场面宏大，骑兵、步兵、战车，双方从上打到下，从左杀到右，旌旗猎猎，战马奔驰。

我沉浸在自己的幻境中，以至于张老师走到面前仍毫无察觉。强忍怒气的张老师一把抓起我的课本和提纲，我猛一抬头，错愕得下巴快掉下来了。张老师双目圆睁，往复习提纲上一扫，随即，“呼”的一声，把提纲连同课本全部扔出窗外，足足飞出四五米远，当着全班同学，把我狠狠骂了一顿。

翻过一次车，我稍有收敛，可依旧本性难改。初三时，胡莉莉老师任我们班主任，胡老师脾气好，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不轻易发火。胡老师教我们班生物，课本里的内容，我早已烂熟于心，胡老师在台上讲，我就在下面搞“创作”。我感觉课本中的空白特别适合画地道战。这次，我采用立体剖面画法，课本上面的留白画村庄、堡垒，画坦克、步兵、骑兵，左右两边留白，分别画地道出入口。段落后面的空白，就是地道的分叉支巷，布置各种陷阱、机关，还有生活区、储藏室，活脱脱一幅生动的立体战争图。

结果又被胡老师逮个正着，只好老老实实缴械。胡老师拿起课本，仔细翻看了一遍，看着看着，自己反倒乐了。笑过之后，把课本放回我的桌子，只轻轻地叮嘱了一句：上课要注意课堂纪律！

初中，所有课程中，我在英语上付出最多，45分钟一堂课，根本不敢分神，英语课本上，密密麻麻标注的都是“白奶奶”“奥林其”之类的汉字，没有闲心作画。尽管如此努力，付出与收获依然不成比例。到了初三，我对英语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英语老师周月春也对我彻底放手。于是，英语课名正言顺地成了我的第二美术课。只是，我并没感到有多开心，手中的那支笔，不知该落在哪里。

年少时的画家梦，最终还是没能够继续。毕业那年，正逢特殊时期，报考美院附中的希望破灭，我报名支边，成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在北大荒，我当过农工，驾驶过联合收割机，也打过铁，最后，又成为一名教师。我的美术特长，终于有机会得以展示：教学生画画，美化连队环境，布置文化室……通过彩墨山水，借以寄寓心中所求。而小学校山墙上的那幅壁画，便是我辞别北大荒之后，遗留在连队的最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