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薄得像一层蝉翼。大连的梧桐叶被风揉得细碎，阳光从叶缝间筛下来，落在地上，明明晃晃，却凉得入骨。

母亲才把小孙女送进幼儿园没几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便骤然袭来。她往日里发髻梳得一丝不苟，此刻却散乱垂落，几缕早生的华发粘在汗湿的额角，脸颊烧得通红，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死死攥着哥哥的手，指尖滚烫，烫得人心惊。辗转至大连医院，一纸肾癌诊断，如惊雷劈空，瞬间震碎了我们每个人平静的日子。

万幸，伯父素有“大连第一把刀”之誉，亲自主刀，在大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为母亲剥离那盘踞体内的恶疾。开刀前夜，我与小哥从舟山星夜兼程赶至病床前。我红着眼眶，轻声提议手术前拍一张全家福。母亲点点头，强撑着病体坐起身，换上一件平日最爱的旧毛衣，抬手将鬓边乱发轻轻捋到耳后，嘴角努力弯起一抹温柔。快门按下的刹那，她悄悄握紧了我的手。那掌心的温度，成了这张合影里最滚烫也最心碎的瞬间。

当母亲被推出来时，腰间那道长长的刀口，像一道狰狞的伤痕，狠狠刻在我们眼底，更剜在心上。她浑身插满管子，脸色白得像一张素纸，唇干起皮，连呼吸都轻得发颤。术后那些日夜，兄妹四人便在病房扎了根，轮班守在榻前。喂水、擦身、记录体征，琐碎而漫长。疼到极致时，她会死死咬住嘴唇，额上沁出细密冷汗，却从不肯哼一声，只攥着我们的手，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我们陪她说笑，讲孙女在幼儿园的趣事，她眉头才慢慢舒展，眼里浮起一点柔光，哑着嗓子轻声说：“等我好了，就去接她放学。”

人生无奈，聚散匆匆，终究还是要别离。临行前，看妹妹与大哥在病房里忙前忙后，看母亲倚在床头，强撑笑意一遍遍叮嘱“路上小心”。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手背，目光里全是不舍。

此后，便由大连的妹妹、旅顺的大哥轮流照料，直到年关将近，大哥才把母亲接回家，只想让她在熟悉的烟火里，过一个安稳年。

可安稳，终究是奢望。

寻来中药调理，谁知那苦涩药汁入胃，连半点胃口都留不住。吃不下，睡不着，母亲一日弱过一日。年后，大哥只得再将母亲送回大连二院肿瘤科。

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时我尚不懂，这些字，竟会成我一生的谶语。

1993年，春风已绿江南岸，我揣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向单位请了一月长假，再赴大连。我只想多陪她几日，多握一握她日渐冰凉的手。

母亲躺在病床上，见我到来，黯淡的眼睛骤然亮起一点光。她挣扎着想坐起，我慌忙上前握住她的手——那手冰凉刺骨，像一片深秋将落的叶。

院里刚引进一种新药，尚在临床试验，母亲成了首批试用者。药效来得猛，反应也烈，乏力、浑身剧痛。她蜷缩在床上，脸色发青，忽冷忽热，却依旧咬牙不吭一声。她攥着我的手，掌心冰凉，眼神却异常坚定：“说不定，这药就管用呢。”我背过身，泪如雨下，只点头说：“一定管用。”但希望终究被现实碾碎。新药未能遏制肿瘤疯长，不久后，母亲旧刀口旁，竟长出一长串紫黑如葡萄的肿物，触目惊心。

一月假期转瞬即逝，望着母亲日渐衰弱，我心如刀割，又千方百计续了半月。可身不由己，工作、家庭、生活，像一根根无形的线，拽着我必须归去。临行前夜，母亲沉默许久，轻声说：“你回去吧。我要是走了，就不要来了。”看见一滴浑浊的泪，从她眼角缓缓滑落。我只当是她舍不得我，含泪应下，哪知这句话，竟成了此生最后一句叮嘱。

回到舟山，心一直空落落的，像无根的草。6月17日，一道惊雷猝然炸响：母亲终究没能扛过病魔，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远在舟山，隔着千山万水，终究没能赶上她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份遗憾，像一根细刺，深深扎进心底，拔不出，磨不掉。可我总不愿相信，她真的走了。

恍惚之间，我常常看见：老屋窗下，阳光正好，母亲一人坐在桌前，指尖灵巧地搓着麻将，摸到一张好牌，便忍不住笑出声，眉眼弯弯，皱纹都笑成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