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母亲的坟前，风从黄杨尖的山谷间吹过，带来四月草木的芳香。耳边，似乎又响起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母亲的嗓门确实大得惊人，丝毫没有女性惯有的细软。小时候四处疯跑，每到傍晚5点光景，村子上空像被点爆了一样——“阿军哟，吃饭来嘞……”我晓得，那准是母亲在喊我。伙伴们听见了，总要打趣：“哎，又是你阿姆在叫你了。”那喊声就是命令，像军营里的号角，召我回家。夏日里酷热难耐，我瞒着母亲下水塘戏水，正玩得尽兴，便见她手持竹竿，嘴里不住地嚷：“小鬼，危险不晓得啊，谁让你汏肉的！”这声音粗犷、干净、有力，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

当然，母亲的声音并不总是这样的。

父亲从生产队回来，吃饭时从怀里掏出一只女式手表递给母亲。母亲的脸马上红了，泛起少女似的红晕，一边嗔怪父亲乱花钱，一边忍不住将那只上海牌手表戴在腕上，高兴得连声说：“啊呀，刚刚好，刚刚好……”那一刻，她的声音激动而喜悦，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那大概是我记忆中母亲最接近“柔美”的一次声音，可惜这样的机会，实在稀少得可怜。

后来，我和哥哥一起读高中，家里的担子全压在父亲身上。母亲不忍心，便与父亲商量，要像男人一样去锯板。冬天顶着凛冽的海风，夏天冒着炽热的日头，她和男人一道拼力气，心里只有一个梦想：让日子好起来。就是在那些年，母亲完成了一次蜕变——她抛下了女性的矜持与柔弱，在男人的群落里赢得尊重。她的身板更粗了，嗓门更大了，晚上我甚至能听见她打呼噜的声音。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便隐隐作痛。

我第一年高考落榜，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已联系了村里的泥匠，母亲却有一万个不甘。晚上，我听见母亲与父亲争执，听见她说“我看小儿子是块读书的料，半途而弃实在可惜”，泪水不自觉地落了下来。最终母亲赢了。

八月份，她冒着酷暑去定海相关学校替我打听复读的事。我的成绩不太理想，老师有些为难，母亲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了谎：“我这娃成绩向来很好的，只是临近高考发热，身体不适，所以考试没发挥好，老师你就再给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读书的。”她的诚心感动了老师，学校同意录用我。

后来，我考入舟山师专，毕业教书，有了稳定的工作；哥哥考取了大副证书，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转。当人家说“你家儿子有出息”时，她掩饰不住地笑笑，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几分不易的释然。

2012年，父亲查出肺癌晚期。那些日子，母亲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不再只是那个嗓门洪亮的女人，而成了一个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的妻子。父亲因病痛折磨，偶尔冲她发脾气，她也不恼，只是默默地抹眼泪。父亲走的那天，母亲像被抽去了脊梁骨，整个人瞬间垮了下来。我赶回家时，她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嘴里念叨着父亲的名字。

父亲走后，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眼眶红红的。她原本身体不太好，常年被“房颤”折磨，还有高血压等。那些年，我陪着她往返于老家和医院之间，看病的间隙，她总要提醒我：“阿军，阿姆看病，你要记得向领导请假，千万不要耽误了工作啊。”

2023年下半年，母亲突然中风，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又被查出绝症。住院的那些日子，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她经常喊热叫痛，甚至央求我去找冰块贴在身上。她开始抱怨医院的空气不好，念叨着家里的庄稼地没人打理。出院后，她的食欲越来越差，我问她要吃什么，她木然地盯着我，虚弱地说：“囡啊，买点草莓给阿姆吃吧。”我跑去买了她最爱吃的草莓，喂她吃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没过几天，母亲更加虚弱了，最后无法说话，只能微微转转眼珠。看着亲人、邻居一个个来看她，她想说，话却堵在喉里，说不出来。

母亲走了。连同她的声音，一起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夜深人静之时，我会想起她的声音——想起她洪亮的喊声，想起她喜悦的笑声，想起她在父亲病床前无声的哽咽，也想起她在病房里那些含混的呻吟。她的声音是低微的，有时甚至是粗粝的，可她从不乞求什么，只是怀揣着一个简单的梦想——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她愿意付出所有。

母爱有声，这声音从她口中发出，落在我心上，便成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