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想带母亲去的。三年了，她没再上过这茶山。五个月前还住院了一阵，出院时人像被霜打透的秋草，靠着拐杖一寸寸重新学步。我怕那拐杖就此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谁想，人的生命力竟像石缝里的草籽，一场透雨一点日头，便又挣出倔强的绿。拐杖终于倚在门后，她又成了院里忙得脚不沾地的老太太。

母亲知我要上茶山为来年春茶备荒，眼睛倏地亮了，像暗炭被风吹出红星。“我也去。”她说得简短，却不容商量，随即又嗫嚅：“路有陡坡，不知吃不吃得消。”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期盼的眼神，点头：“去吧，有我在。”我懂，她想的不是一次登山，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还能“有用”。

晨露褪去，山路蜿蜒。我走在前，提着镰刀，背着热水壶和保心丸，走几步便回头。母亲跟在身后，脚步慢而稳。呼吸声重了，像一架老旧却精心保养的风箱，呼哧呼哧，节奏分明。遇陡坡，她便伸手抓住路旁坚实的树枝借力。那手关节粗大，扣在粗糙树皮上，却显得有力。我不敢扶，怕那搀扶本身便是对她衰弱的提醒。她也不要我扶，只全神贯注看着脚下，仿佛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走稳眼前这一步。

终于到了那片野茶林。向阳坡上，茶树与茅草、蕨类纠缠，恣意生长。阳光透过杨梅林的缝隙洒下，光斑在墨绿叶上跳跃，空气里满是草木晒暖后的青涩芬芳。母亲长舒一口气，靠着一株老茶树立住，额上沁着细汗，胸膛微伏，脸上却漾开极舒畅的笑意，从嘴角漾到眼尾深纹里，整张脸生动明亮起来。“就是这里了。”她用手在空中划了个圈，声音带喘却满是熟稔，“现在割草剪枝，来年芽才发得好。”

我放下背包，挥动镰刀。“唰唰”的脆响在寂静山谷传得很远，荡回来，听着有些寂寞。母亲也割起来。我挨着她，时时留意。她时而蹲身割去刺树，时而踮脚，将一茎被藤蔓缠紧的茶枝小心解脱，动作轻柔专注。这让我恍惚，似看见她年轻时的样子。

“这株前几年还小呢。”“杨梅树得‘打脑’，遮阴了，长太高也摘不到……”她絮絮说着，声音融在山风里。那些旧事，这山的年月，便随着她的指尖，从茶树的纹理间流淌出来。我才恍然，我所以为的“野”茶，每一丛都有来历，都牵着一段被遗忘的光阴。

近午时分，我抵达山腰，一株野柿在暖阳里红得诱人。回头看母亲，她不知何时已坐在一块青石上，静静望着远处。她看得那样出神，显出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坦然的平和。她的姿态，诉说着满足与安宁。

“回吧。”我轻声说。

“嗯，回。”她应着，手撑石头慢慢起身。

下山路上，她的步子踏得实实在在。眼睛清亮，不见疲惫。我知道，明日朝阳升起时，她依旧会早早起身，喂鸡浇菜，仿佛不曾有过这场跋涉。

这便够了。世间最好的光景，或许并非万般顺遂，无灾无难。而是80岁的母亲，还能与儿同上茶山；是嶙峋的手，还能抚摸岁月的茶树；是疲惫归途上，有炊烟可望，家园可回。

母亲走在我身边，微微喘着，却是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