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八年（1699）御书赐普济禅寺

古人有“堂联斋匾”之说，匾主要指牌匾和匾额。牌匾一般挂在门顶，如店铺的字号和宅第的名号等，匾额一般指挂在厅堂或亭榭的题字横牌。舟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唐代建县以来，1200余年间留下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匾额。

老匾额主要分六大类，有钦匾、佛教匾额、旌匾、登科匾、书房名号匾和民间匾额。

一类是钦匾，为官方所赐。最高档次为宝额，如翁洲书院是南宋淳祐九年（1249）由参知政事应亻繇（?—1255）在其定海北门旧居改建而成，得宋理宗亲赐“翁洲”宝额而命名。作为舟山群岛历史上唯一由皇帝赐名的书院，其旧址位于昌国州治所西北镇鳌山麓（今定海建国路与环城北路交会一带），办学历史跨越宋、元、明三代130余年。书院初期为应氏家族私塾，元代纳入官方体系后逐渐开放招生，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规制，其侄应翔孙1237年中神童科，侄孙应翼孙1262年登进士，至明初海禁内迁时期毁弃。

又如清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诏改“舟山”为“定海山”，他以为“舟”是动的物体，不太平，不如以“定”为好，“海定则波宁”。于是将原来的定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北仑）改名为镇海，定海一名专称舟山群岛上的县治，以祈“海波永定”，并亲洒宸翰，特赐“定海山”银匾额，此匾额在御书楼敬奉。

还有皇帝和政府为表彰英烈和褒奖有功之人而赐匾额，如清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赐“忠荩可风”匾悬于抗英忠烈定海总兵葛云飞家乡忠祠和墓碑额。

第二类是佛教匾额。如北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命王舜封出使三韩，在海上遇风浪，祈祷观音保佑，得灵验，因此诏改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赐额赐银建“宝陀观音院”（今前寺），遂成为佛教净土。宋嘉定七年(1214)，宋宁宗应普陀山住持德韶之请，赐宝陀观音寺圆通殿钱万缗，御书“圆通宝殿”“大道场”两额，后又赐“大士桥”额，指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的道场。

清代历代帝王先后多次赐金普陀山，特别是清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都与普陀山联系，接见高僧，御书匾额，赋诗谈禅，拨帑金，赠佛像，修殿宇。此类匾额大多在寺庙观中，数量较多，后大多被毁。据不完全统计，仅普陀山明、清两代的古匾额中就有70余块已佚。现尚存的有普陀山普济寺普门殿内“慈航普渡”匾额，为清光绪八年所立。还有法雨禅寺九龙殿的“天花法雨”匾额为清康熙帝御书。

第三类是旌匾。旧时为表扬节妇孝子的谓之“贞节匾额”。明清两代资料可查的就有数以千计。到民国时获大总统奖的又有郑嘉隆母胡氏民国9年奖“里党观型”匾额，议员王守锷母贺氏民国9年（1920）奖“志洁行芳”匾额，沈椿年母夏氏民国14年奖“璇闺令范”匾额，王赵氏民国10年“乡里矜式”匾额，又如清乾隆年间定海孝子郭璘题旌额曰“世德堂”。

第四类是登科匾。清乾隆年间有“兄弟登科”匾，系杨际清和杨际和分别在乾隆四十四年和嘉庆六年中举后所制。又有定海西门左城脚跟26号门上，旧有“举人第”匾，系嘉庆十五年邑人周槐中武举人后所制，后周槐任温州镇标守备。舟山自宋朝始至清末中举及第、夺魁之人，据不完全统计有征辟9人，进士44人，举人101人，还有贡生177人，想所悬“登科”匾额总共有百余幅，举以中堂门楣示人，光宗耀祖，确是一件扬眉吐气之举。

第五类是书房名号匾，大凡读书人的书房都有个名号，有典有故，兴之听至，还能说出个原委。这是古今读书人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一个缩影，古人书房，堂联斋匾，或刻于木绾，或书于卷轴，装潢润色，莫不成规。清代戏剧、小说家李渔（1611—1680）《闲情偶记》中有“联匾第四：堂联斋匾，非有成规。如蕉叶联、此君联（竹联）、碑文额、手卷额、册页匾、虚白匾、石光匾、秋叶匾”。他认为礼乐制度、“堂联斋匾，非有成规”，虽然不能尽变前贤之制，但贵在稍“损益于其间”。

第六类是民间匾额。常悬于宇祠、大屋之中，或悬在公益场所等。舟山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一般在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书写“堂号”的匾额和一副“堂联”。如普陀展茅柴家走马楼正堂悬挂有“茂林堂”金字匾。展茅翁家宗祠堂中悬有“六桂堂”金字匾，均是风光其家族荣耀。另有定海小沙王家村王国祚为民请命后，其故居悬有乡人所献“复翁堂”匾。还有清代定海人虞长赓常做善事，积善乡里，其堂上匾额为“一乡善士”。虽说民间匾额散失最多，但近年来在旧城改造中又有诸多民间匾额被发现，如“景福肸蠁”等匾额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匾额精品，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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