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刚满18岁，攥着15岁表妹的手腕踏上岱山港码头。咸腥的风卷着渔汛的气息扑过来，9点整，603号轮船的汽笛像道惊雷炸响，灰蓝色的海水被船身犁开两道雪白的浪，故乡的岛影在视野里慢慢洇成一团淡墨。

抵宁波已是午后2点半，三轮车在石子路上颠得人骨头发颤，铁条焊的车斗哐当响，像要散架。第一次赴上海的紧张在嗓子眼蹦跶，直到晚上7点的绿皮火车轰隆隆开动，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落进肚里。硬座车厢里，汗味混合着煤烟味织成一张网，邻座的舟山老乡捧着粗瓷碗抿烧酒，烤蟹的焦香顺着碗沿爬过来——蟹壳烤得红亮，像涂了层蜜，鲜甜气往人鼻孔里钻。

我瞅了眼脚边的担子，30斤黄鱼鲞、蟹虾码得方方正正，网眼都被海货的咸香浸透了。这是给上海姑父的，他正躺医院做腰椎手术，这些海货是特意带过去的。忍不住从网袋里摸出只烤蟹，跟表妹分着啃，蟹黄粘在指缝里，金灿灿的油光蹭到蓝布褂子上。斜对面的上海乘客探过脑袋，吴侬软语裹着普通话飘过来：“小兄弟，赏只蟹尝尝？”我笑着递过去，他边咂嘴边讲外滩的钟楼，说那钟声能传三里地，倒让摇晃的车厢里多了些活泛气。凌晨2点，上海站的灯火终于把黑幕戳了个窟窿，铁轨的震颤慢慢歇了脚。

在上海，我游玩七日，陪姑父说些岛上年成，在南京路转得脚跟发疼，把外滩的万国建筑看了又看，听老人说看24层国际饭店，抬头帽子要掉下，我试试没有掉。乘公交去上海动物园，人民广场看了又看，走遍上海大街小巷。

上海之行返程，乘“工农兵3号”——这船原是沪东造船厂1960年造的“民主三号”，上世纪60年代换了名号，蓝白两色漆得耀眼，船身“工农兵3号”五个红漆大字，太阳底下亮得能照见人影。常年在沪甬航线穿梭，早成了这条线上的“老资格”，甲板宽敞得能铺开百来号人，乘客都叫它“海上巴士”。

傍晚6点半，“工农兵3号”的汽笛长鸣一声，黄浦江的黄昏像是被吼醒了。我踩着跳板上船，甲板上已聚满了人。有人趴在锈迹斑斑的船舷上，手指戳着岸边渐渐退远的吊塔：“看那红顶仓库！上回我就在这儿下的船！”一边说一边欣赏黄浦两岸的景色。船舱上，几个年轻人围坐打扑克，甩牌声混着笑声被风卷着跑，惊飞了船尾的海鸥。穿蓝布衫的妇人抱着孩子，指着天边的火烧云教他：“看，那是老虎，那是棉花糖。”海风带着潮气扑在脸上，船尾螺旋桨搅起的浪沫，把上海的灯火揉成一河碎金，晃得人眼晕。

餐厅飘出肉香时，我攥着两毛钱排进队伍。大瓷盆里的排骨盖浇饭冒着白气，肥瘦相间的排骨炖得脱骨，酱油色的肉汁浸得米饭油亮，一勺下去，肉香裹着米香直冲天灵盖。排骨的酥、米饭的糯、酱汁的鲜，混着甲板上的海风味，在18岁的舌尖炸开朵朵烟花——那味道像生了根，过了几十年，舌尖一咂摸，还能品出三分香。

下半夜，船身渐渐稳了，乘客们裹着外套涌到船舷。宁波港的灯火在黑暗里越来越近，像谁撒了满地碎钻。码头上早有人举着硬纸板晃，“接王同志”“等李师傅”的字迹在风里抖。船还没靠稳，就有人扒着栏杆扯嗓子：“妈！我在这儿！”天快亮时，“工农兵3号”又鸣了声笛，短而脆，像跟码头道了声早。船身慢慢蹭向泊位，铁锚“哐当”落水，声响在晨雾里荡开，惊起几只水鸟。

船梯刚搭在码头，木板就被踩得“嘎吱”叫。有人趿着布鞋打滑，后面立刻伸过只手：“慢点儿，木头发潮！”天还蒙着层青灰，车站路出口的接客人群早排开了，马灯的光晕里，每张脸都带着盼头。下船的人扛着行李、拎着网袋，脚步声、招呼声混着轮船渐渐低下去的引擎声，在码头上滚成团暖烘烘的烟火气。三轮车的铜铃“丁零”响，黄鱼车的橡皮喇叭“嘀嘀”叫，摊贩“热豆浆——甜口的嘞——”的吆喝缠在一块儿。我挑着空了大半的担子，听身后轮船再次鸣笛离港，那声音软乎乎的，像句温吞的道别。

开船还早，我在码头边吃碗馄饨，等到上午8点，603号轮船载着我向岱山驶去。海风依旧带着熟悉的咸腥，船舷边几个同岛乡亲正用方言聊得热乎，谁家的海带晒透了，哪片海域的梭子蟹正肥。我靠在栏杆上，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岛影，归心像揣了条蹦跳的鱼，盘算着要跟爹娘讲外滩的钟楼怎么敲、南京路的电车怎么跑，还有那碗让舌尖记了一辈子的排骨盖浇饭——酱汁要多浇两勺才够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