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

　　竹扁担压着父亲肩膀时发出的沉闷的“咯吱”声，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的烙印。

　　天还没亮透，他便套上那件几乎褪尽了颜色的蓝布褂子。沉重的盐担子压下去的一瞬，他背上的骨头一节节清晰地凸起，宛如那根被岁月磨得油亮的扁担上的竹节。

　　海边的盐场，没有城里人说的春夏秋冬。父亲的日子，是从鸡叫头遍开始，到天黑透了才拖着沉沉的身子回家。

　　夏天天亮得早，活计也多。放暑假时，母亲常打发我去盐场给父亲送点心。盐场在海边，一眼望不到头，全是白花花的盐田。我常蹲在晾盐棚窄窄的阴影里，看他干活。他用的盐耙子，木柄被汗水浸透，磨得光滑，缠着防滑的粗麻绳。盐耙子在他手下翻动，盐粒哗啦啦地响，像一阵细密的小雨。日头越来越毒，他把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扣在我脑袋上，自己光着头，继续一下一下地耙着盐。后脖颈晒得通红，暴了皮，盐粒落上去，就粘在那些细小的伤口上。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梁沟往下淌，掉在盐堆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窝。盐粒常常沾满他全身，在皮肤上结成薄薄一层，连眉毛都染上了白霜，整个人像是刚从盐堆里捞出来。

　　父亲干活是出了名的实在，盐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盐垛”。两百斤的盐包，他扛起来就走，腰杆挺得直直的。有一回，我帮他擦汗，手碰到他胳膊上的腱子肉，硬邦邦的，就像盐滩旁边那些被海水冲刷得黝黑发亮的礁石。

　　可这副硬朗的身板里，偏偏藏着一个不善言辞甚至有些羞怯的灵魂。

　　18岁那年，我在外地读书，生日恰逢放假回家。父母张罗了一桌好菜，几个要好的同学挤在我家那张油漆斑驳的八仙桌前，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母亲特意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炖得金黄，油花儿在汤面上打着转。父亲一直在厨房里外忙活，给母亲打下手，不是蹲在灶口添柴火，就是择菜洗菜。从开席到结束，他始终没上桌。母亲喊他，他只说灶上离不开人。后来我去灶房取酒，撞见他蹲在昏暗的灶角，正用筷子专注地剔着我们吃剩的鸡骨头。白炽灯昏黄的光，把他佝偻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我喉头猛地一哽，刚想出声，他却像被烫着似的，慌忙抹了下嘴，低声说：“我看……这上头还有不少肉，扔了怪可惜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年盐场收成差得厉害，家里已经3个多月没沾过荤腥了。那只鸡，是父亲向邻居赊来的。

　　10年后，我在城里买了第一套房子。装修时，父亲带着他那条老扁担和一对磨秃了边的土箕，从老家风尘仆仆赶来。六月的毒日头底下，他光着膀子，把一担担沉甸甸的砖头和沙子往六楼挑。楼道狭窄，一趟趟上下，空手走都喘气，何况肩上压着重担。砖石的碎屑混着汗水，沾满他赤裸的脊背和肩膀，那片皮肤被扁担磨得通红，分不清是压红的，还是被砖粉染红的。

　　中午，我想带他去小区门口的饭馆吃饭。他隔着玻璃门瞅了一眼里面锃亮的地板砖和整齐的桌椅，死活不肯进去。“费那钱干啥？给我俩馒头就行。”最后，我在快餐厅买了简单的饭菜，坐在楼道里堆积的水泥袋上，捧着一次性饭盒吃。他大口扒拉着米饭，咧嘴笑着说：“这比家里八仙桌还自在。”

　　前几年，我翻新书房，换了个大书柜。70多岁的父亲非要和年轻力壮的装修工一起抬。我听见他憋着气，喉咙里发出闷闷的哼声，像一艘搁浅的老船在做最后的挣扎。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清晰地照亮了他后颈——那曾经沾满盐霜的地方，如今覆盖着真正花白的头发，像极了盐田边上被烈日晒得干枯卷曲的芦苇。那双曾经能轻松扛起整个麻袋的臂膀，如今抬个书柜，竟也显得那样吃力，那样迟缓。

　　前些天收拾旧物，翻出一个父亲当年的旧证件。蓝色的塑料封皮已经磨损，照片上是个抿着嘴的年轻汉子，眼神躲闪着镜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拘谨。证件内页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出工的天数，那些数字，像撒在粗黄纸上的盐粒。证件底层，压着一张同样泛黄的奖状，“先进生产者”几个金粉字已经剥落模糊。奖状保存得很好，连边角都没一道折痕。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恍惚间，我又看见盐场暮色中那个挑着盐担的背影，像一辆沉重的手拉车，吱吱呀呀地，碾过了40多年沉默的光阴。他一生都在搬运着这些雪白的晶体，自身却像一粒最沉默的盐，沉在最深的水底，只留下生活深处，那一抹无法冲淡的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