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军

　　儿时特别天真，常常会把自己家的亲戚拿来在玩伴之中炫耀。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和其他四个玩伴正在小河边玩耍，玩着玩着，突然间，我提议大家一起去我大姐家，没想到一呼百应，其他四个玩伴异口同声都说好的。

　　大姐家少说也有四五里路，我们拿着各自的玩具，我手上握着的是一把木制大刀，他们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握着一把木制驳壳枪。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小孩玩的玩具应有尽有，什么奥特曼、变形金刚、遥控汽车、飞机等等，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制的，玩的是抗日电影里看来的情节。

　　五个小男孩，连蹦带跳，一路欢歌，直奔我大姐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怕返程回来时不认识路，我们就把草绳插在田埂边的牛粪上，又用路边的石头做记号。到了大姐家，大姐正在自家的院子翻晒稻谷。她一向对人热情好客，一看到我们五个小孩闯了进来，大姐真是高兴煞了，忙完手头的活，特地为我们炒蚕豆、炒番薯糕片，用这些农家特有的零食招待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深秋的天黑得特别快，吃完晚饭后，就已经昏天暗地了，大姐就为我们安排好了睡的地方。

　　这边我们五个小孩排排齐地钻进了大姐家的热被窝了，而那边五个家庭的大人们真是急煞了。天暗下来后，发现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回家，就到处找寻起来，这才知道原来附近一共有五个孩子失踪了，而且清一色的都是男孩，年龄都在十岁左右。

　　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五个小孩的母亲更是哭丧着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五户人家结队开启了寻子大行动。母亲们当然首当其冲，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参与进来。那时社会风气好，拐卖儿童的事都不会去考虑。大人们猜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去山上摘野果子迷路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普遍不好，应季的水果一年之中是很少吃到的。我们这些小屁孩，就常常结伴到山上去摘野果子解馋，像乌米饭、判楂（舟山方言），这些野果子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也经常上山去采摘。乌米饭果子比黄豆小一点，是紫黑色的，吃多了连嘴唇也会变黑的。判楂树一般生长在高山的山石边，形状有点像椭圆形的，成熟后果子是红色的，很诱人，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解馋。小时候嘴巴尝过的东西少，分管味觉的舌头也很单纯，所以要求也特别低，山上的野果子成了儿时的珍馐。

　　一开始，五户家庭就分组到附近的山头去搜寻，一声声呼叫声，传回来的是空旷山谷里幽灵般的回音，始终没有看到五个孩子的身影。在寻找无门又无计可施的无奈之下，大人们就奔到了住在街上的一个盲人那里去算卦。在我的印象中，那位盲人个子高高的，穿着长衫，常常戴着一副黑色墨镜，一手拿了根盲杖，一手提着一面小锣，走两步敲几下小锣，“算命排八字嘞，算命排八字嘞"，似唱非唱的长音走街穿巷叫喊着。附近的人都称他为某某先生。他煞有介事地掐着手指说，五个小孩像猪仔一样好好地都是在一起的，没有走散，叫大人们不用担心。

　　寻子行动像风一样在左邻右舍中不断扩散。一传二，二传十，最后传到了在大姐家开销店的阿梅阿婆耳朵里。那天下午，阿梅阿婆挑着两只箩筐到总店来配货，半路上正好与我们五个小男孩相遇，阿梅阿婆就把这事告诉正找寻得走投无路、手足无措的大人们。五个孩子的家长就连夜摸黑直奔我大姐家，见到我们后，大人们个个喜极而泣，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当即就把我们一个个从大姐家的热被窝中揪了出来，各自背着自家的孩子回了家，寻子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终究，是我闯下的祸，只怪自己年少太轻狂，给五个家庭的大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惊恐与麻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至今想起来，我仍然深感愧疚。但如果撇开这些不说，说句玩笑话，小时候的我还是有一定组织能力的。遗憾的是，在漫漫人生中，却没有派上什么大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