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南

　　我的幼年是在一个聋哑阿太的关爱下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聋哑阿太当时70岁左右，身材娇小，皱纹纵横。脚也很小，她穿的鞋子大概只有现在四五岁孩子穿的那般大，头尖又翘，呈船型。不属三寸金莲也该是四寸银莲。但别看阿太脚小，走路却急速稳健，并非我们想象中那种举步维艰一阵风都能刮走或吹倒的小脚老太。

　　聋哑阿太和我家住在同一个院子，南面是三米高的围墙。她住在朝南的那个小堂前。堂前的东西边是我家和邻居张阿太家的。听起来小院子中住着三户人家，其实整天守着院子的就只有聋哑阿太，其余两家白天不是外出劳动就是去学校读书，到了晚上才团聚。而我当时最小，仅五六岁，母亲每天要上草包厂工作，就把照看我的任务托付给了聋哑阿太，聋哑阿太欣然接受。

　　据上辈回忆，聋哑阿太幼年时活泼可爱，后因受风寒，连续几天发烧，家境贫困无力医治，致听力丧失，遂成聋哑。十五六岁就嫁给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石匠，生过四个孩子，一个出世没有几日便没了，两个幼年夭折，另一个名星高，10岁左右时因出瘄子也差点丧命，后来侥幸活下来，只是脸上撒下了一脸麻子，故大家背后称他为“星高麻痹”。不幸的是后来国民党抓壮丁，星高和根定阿舅等几个青年同时从军。可他没有像根定阿舅那么幸运，能从烽烟滚滚的战场上走出来，而是死于一场伤寒。当然，这是后来从根定阿舅的口中获知的。

　　这两三年时间里，我始终跟着聋哑阿太。她一般是不允许我走出家门的，总是把我锁在院子内，使幼小天真的我和外界基本隔离。我整天呆在院子里，既没有玩伴，又没有什么玩具图书。寂寞难耐的我就只好跟着阿太用她制作的硬纸拍子打苍蝇。趁阿太不注意，我会将打死的苍蝇捡来喂蚂蚁，看着一只蚂蚁招来兄弟姐妹，然后浩浩荡荡地将苍蝇抬走，我伏在地上，常高兴得手舞足蹈。有时我会找来根小棒，在墙角跟掘蚯蚓。当聋哑阿太发现时，我无论手上还是衣服上都已沾满了尘土，她连忙拉起我，用手指了下衣服，又翘了下拇指，按了下屁股，嘴上一边“咿咿呀呀”叫个不停，大概在告诉我把衣服弄脏了，等母亲回来我就要挨打了。她帮我全身拍了几下，然后把我带进小堂前，让我坐下，摘下悬挂的木桶，从桶中取出几块番薯片之类的给我吃。大概时间放得久了，有点受潮，但我吃得津津有味。

　　院子的西边是灶房，打开灶房的后门就是外面的世界。有时后门没有关紧，我就会乘机偷偷地溜出去。可没多久，聋哑阿太就追出来了，她满脸焦急，一边指手画脚，一边拉着我走进家门。晚上，母亲下班回家，聋哑阿太在我母亲面前指指点点，显然是在告我的状。母亲吓唬我：一个人外出当心被老虎背去吃了，或被算命瞎子带走。此后，如果我在外面，聋哑阿太发现我，她只要咿呀一叫，用手一招，我就会立刻想起母亲的话，急速逃进家门。一段时间以后，连其他陌生人经过，我也会感到害怕。有时跟阿太外出，看到陌生人，我也会躲到她的背后。直到20岁左右，无论是走夜路还是下楼，我还常常是“蹬、蹬、蹬”奔的，老觉得后面跟着坏人。

　　聋哑阿太是个五保户，生活过得很节俭。时隔半个多世纪，我还清晰记得春天的时候，聋哑阿太常到野外采荠菜、剪马兰头。在那贫困的年代，这些野菜更是清香可口，味道诱人。有一次，人家送给她几根年糕，她就炒荠菜年糕，炒好后，我自然是坐上宾，还叫来我的姐姐。看着我们姐弟俩吃得津津有味，阿太的脸上绽露着笑容。

　　聋哑阿太的小堂前是石板铺成的，又扫得干干净净，常会有孩子到那里玩耍，如打三角片、踢毽子，在地面上下棋等。她不但从来不埋怨，有时还看着孩子们玩，满是沧桑的脸上漾起笑容。

　　记得当时我的大侄女刚出世，聋哑阿太就送过来一双绣花鞋，鞋头绣的是一只虎头，双眼圆睁，六根胡须高高翘起，给人以威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绣在这密密麻麻千针万线中的，不仅仅是聋哑阿太的聪明智慧，更有她对后辈、对未来、对新生命的热爱和希望。

　　在我刚上小学的一个深夜，慈母般的聋哑阿太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去了那个神秘遥远而不可返还的天国。可她留给我们的坚强、慈爱、善良、尽责，却足够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宝贵财富，每当想起她就不能不心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