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海的旧戏台前看一场布袋木偶戏，若留心去听，会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语言现象：同一台戏中，不同人物所操的并不是同一种“舟山话”。丑角、配角说的是地道的舟山方言；而身份较高、读过书的生角、旦角，开口却是一种接近越剧的方言腔调。两种话不相混用，而是依人物身份分头使用、各司其职。笔者在主持舟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对定海与岱山两个传承点作抢救性摄录时发现，这种“一台戏里两种方言”的格局并非随意，而是一套稳定的语言规则，不妨称之为“双方言并置”。它既是这一剧种的“语言指纹”，也为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少见而珍贵的样本。

戏台上语言成为身份的标签

在社会语言学中，说话人面对不同情境与对象时，会在不同语言或方言变体之间作出选择，这一行为被称为“语码转换”或“语码分配”。学界另有“双言制”（diglossia）之说，指同一社群里两种变体分担高低不同的功能。布袋木偶戏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把这种“功能分担”化为舞台上的角色方言分配，由一位艺人之口分别演绎。哪一种话配哪一种人，与人物来自本地或外地，及其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本地人、市井小民用舟山方言，外地人、体面人、读书人用越剧方言的腔调。语言由此成为贴在人物身上的一张身份标签——观众不必看戏单，单凭人物开口的腔调，便能判断其来历与身份。

这种关联在一段“油店戏”中表露得格外清楚。吕洞宾假扮的外地油商初到定海开店，招呼买卖时说：“我初到此地，开了油店一爿……只要一个铜钱，随你自便。”本地丑角随即用舟山话从旁打趣：“格一个外地人啦，开爿店卖油啦……阿拉又去买油去。”同一桩开油店的小事，一说“铜钱”，另一说“铜钿”；一用“我”，另一用“阿拉”；一句“随你自便”文绉绉，一句“自家随倒”干脆利落。可见两种语码的区分不止于语音，而是贯穿词汇、语法乃至语体风格的多个层面。尤须注意的是，这种分配并非机械对应：在《定海山的来历》中，本地少年主角虽以舟山话为主，却会穿插表示第三人称的“伊”，而非舟山方言常用的“其”。这说明艺人是依人物的社会形象灵活拿捏，行当只是表层的相关项。正因如此，“双方言并置”是一套有内在规则的“机制”，而非简单的贴标签。

比京剧念白更精细的样本

以语音区分人物身份，在地方戏中并不罕见。京剧的念白便分韵白与京白等：韵白多用于身份高、有文化的人物，京白多用于市井百姓与诙谐角色；久而久之，韵白成了庄重人物的标志，京白成了非庄重人物的标志。乍看之下，布袋木偶戏的“双方言并置”与之相通。然而二者有一处根本区别：京剧韵白以官话为底，京白是北京话，苏白是苏州话，分属不同方言区，属“跨方言”的分工；舟山木偶戏里的两种语码，却同属吴语。

这一判断不是凭听感而来，而有语言事实为证。在那段油店戏里，连操“官腔”的外地油商，说起油店也用“一爿”——“爿”是地道的吴语量词，普通话并无此用法。可见所谓“官腔”并非普通话，而是同属吴语的另一变体（据艺人自陈接近越剧），被借来为体面人物“配音”。由此，舟山布袋木偶戏所呈现的，并不是“方言对普通话”的对立，而是吴语内部依人物身份展开的功能分化。相较京剧那种跨方言的分工，这是一种更细腻、也更罕见的“方言内部的功能分化”，在国内地方戏与木偶戏中尤为难得。它为汉语方言的并用与功能分层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态个案。

从抢救性记录到活态传承

把视野放宽，“双方言并置”在舟山的口头文化中并非孤例。海岛人世代向海而生，渔民号子、渔歌、翁洲走书、布袋木偶戏，连缀成一条层次分明的“声音谱系”：渔民号子多为劳作时的韵律性吆喝，几乎不涉方言的语码分配；渔歌以舟山方言演唱，是单一语码；走书则说与唱分用不同的腔调，已含两种语码的功能分工；布袋木偶戏把两种语码依人物身份分派给戏台上的众生。沿“无语码—单语码—双语码”的梯度看去，木偶戏的“双方言并置”无疑是这条谱系中较为精巧的一页，值得深入记录与研究。

然而，这一标本正面临“沉默的消逝”。布袋木偶戏趋向无固定剧本，一段戏怎么说、怎么唱，全凭艺人即兴口头创编；这份“现演现编”的本事，正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珍贵、也最难传承的部分。徒弟一辈靠反复听师父录音模仿，固定唱腔尚可学得八九不离十；可何时插入哪种语码、如何在即兴中守住两套语码的分寸，以及对近越剧腔这一“第二方言”的习得，都须在长期跟场看戏中慢慢体悟。布袋木偶戏2009年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能完整演述长篇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仅在定海、岱山两地，且其中一位身体欠佳、久已不唱长篇。戏在人身，人一旦搁下，那套“哪种话配哪种人”的分寸便可能随之湮没，再多设备也难以“还原”。

更值得正视的是，现行非遗保护虽已为传承人影像建档，但在语言资源、方言本体层面仍近乎空白：浙江方言资源典藏中，舟山收录了渔民号子数则与走书节选，布袋木偶戏的舞台语言一篇未见，其“双方言并置”结构尚属空白。“非遗影像”与“语言本体研究”之间的这一错位，恰恰凸显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抢救性记录与系统研究的紧迫与必要。

为海岛留存一份“会说话的档案”

笔者认为，对舟山布袋木偶戏的保护，理应超出“留下一台戏”的层面，把它当作“方言活态样本”加以记录：在多机位摄录的基础上，对唱念文本作国际音标转写与语义标注，与音视频时间轴对齐，把两种语码、行当分配、即兴段落一一著录，建成可供研究、教学与传播调用的数字资源库；同时将走书、渔歌、号子纳入比较，弄清海岛口头艺术中方言运用的整体格局。如此，方言记录便能从“记下一门戏”升为“为海岛留存一份‘会说话的档案’”。

方言是地方文化认同的根脉，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守护布袋木偶戏里的两种乡音，既是在抢救一种濒危的民间艺术，也是在留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海之滨的一份独特记忆。这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宗旨，与“十五五”时期建设文化强国、海洋强国、推进文化数字化的方向契合。让戏台上的两种乡音不致喑哑，把先人以声音塑造人间的智慧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语言研究者的本分，也是这座海岛后人共同的文化责任。

作者单位为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