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五年（1800），定海知县宋如林站在马岙大涂面新垦的田埂上，望着2000余亩官田，心中盘算的并非秋收粮赋，而是如何让海岛士子有书可读。他倡设的“景行书院”，由此成为定海本岛第一所官办书院。每月两试，额定生员40名，专攻科举，堪称“精英摇篮”。

半个多世纪后，太平天国战火燃遍江南。一位严州贡生洪自含避乱来到岱山。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与本地乡绅邬兆权、方炳泰等人一起，在这座离岛上白手起家，创办了“蓬山书院”。没有官田拨款，就靠士民捐资；没有固定名额，就敞开招生；盐务年捐600元，却撑起了海岛学子的读书梦。

两所书院，一官一民，一本岛一离岛，相隔百里波涛，却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清代定海的教育之网。官办的景行书院提供制度化的科举训练，民办的蓬山书院则为官方力量难以触及的边缘岛屿输送文化滋养。它们互不隶属，却彼此呼应；资源迥异，却功能互补。本文依据《定海厅志》，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双轨”往事。

海岛环境与清代定海书院的生成基础

书院，作为清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体系的构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所在区域的自然禀赋、政治格局、经济基础与文化积淀之中。

舟山由2085个岛屿共同组成。定海是本岛，也是众多岛屿中最大的。其地处舟山群岛核心区域，东临东海，西接宁波府，扼钱塘江与长江入海口之要冲，素有“海疆咽喉”之称。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书院教育的功能导向与发展路径：既承担着海疆防御的军事功能，也承载着海上贸易、渔业生产与对外交流的经济文化功能。这两大功能对人才培养提出了特定需求，成为书院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导向。

在政治上，清廷海疆治理与文教政策主导着书院发展。清初海禁使书院一度停滞，康雍以后，政策松动，清廷将书院纳入海疆治理体系，既推行儒家正统教化，又允许结合海疆实际调整教学，为实用内容融入提供了政策支撑。经济上，定海展复后，渔业与海上贸易成为支柱，经济繁荣为书院提供了经费与生源保障。海岛经济模式催生了对实用人才的需求，推动书院融入算学、海洋常识等内容，打破了重科举轻实用的传统。文化上，定海传承着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培育出坚韧爱国、兼容并蓄的海疆人文精神，地方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教学素材。社会上，人口增长与阶层流动催生多元教育需求，书院兼顾绅士子弟科举应试与普通民众实用学习，形成独特教学格局。这些要素相互交织，为定海书院教学体系构建奠定基础，也为“官办—民办”双轨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官田撑起的“精英摇篮”

清代定海的书院中，景行书院是最具代表性的官办书院。景行书院的名字，取自《诗经·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寓意仰慕崇高德行。嘉庆五年，知县宋如林在马岙大涂面垦得官田2200余亩，将田租收入专门拨充书院经费，主要用于发放膏火，膏火就成为清代书院给学生的生活津贴。这在当时是极为稳定且制度化的保障。

书院虽已得名，院舍却尚未建成，师生们便暂借义学的几间旧屋，书声已然琅琅响起。稳定之后，书院设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内肄业生员8名、童生12名，外肄业生员8名、童生12名，共计40个固定名额。每月朔、望两次课考，山长由官方聘任并考核。这套体系，天然地指向科举精英培养，这在当时为定海本岛及周边士子提供应试训练。

清代定海的地理格局，决定了这样的官办书院只能设在厅治所在地，即今定海城区。本岛尚且有官学支撑，但岱山等离岛，却处于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边缘地带。处于岱山的学生该如何获得教育教学，蓬山书院给出了答案。

盐商与贡生托起的“民间学堂”

咸丰年间（约18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江南，江浙士人纷纷避乱海岛。严州遂安贡生洪自含来到岱山，与本地乡贤邬兆权、方炳泰、王敬所等人商议：“扶持风化，振兴文教，不可无书院。”于是，蓬山书院在战火的夹缝中艰难诞生。蓬山之名，远追南宋咸淳年间岱山书院之遗风，寄托着接续文脉的愿望。

书院创办之初，没有官田，没有拨款。士民捐资，建成明楼五楹等主体建筑。光绪十一年，督办岱山委员翟国栋在盐务内捐资建造同文塾舍，并于岱盐廒名下每年捐洋600元，用于延聘山长、购置图书、增加膏火。

与景行书院不同，蓬山书院不设固定生员名额。据《岱山镇志》记载，膏火发放名单上列有秀才30名、童生10名，但实际就学人数往往超出这一范围。招生开放，管理灵活，山长由乡绅自主聘任，课考亦由山长评阅。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月评阅中，文章优秀者生员奖至五名、第一名奖制钱一千文，童生奖至八名——这对贫困学子是极大的激励。

与景行书院不同的是，蓬山书院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间自主供给道路。同时蓬山书院也由此成为岱山的教育中心，是当年岱山的最高学府。岱山本岛和附近岛屿的学子，“担簦来此深造”。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藏书，让这座海岛书院拥有了不输内陆的学术底气。

本岛与离岛：双轨互动机制

如果把清代定海的教育资源配置看作一个整体系统，那么景行书院与蓬山书院之间，并非简单的“中心辐射边缘”，而是双向的资源调动与需求反馈。

从中心到边缘，景行书院输出的不只是物质资源，更是教学标准。其山长多为外来名流，由官方命题阅卷审定，这一套制度化的考核体系，实际上为周边书院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岱山镇志》记载，蓬山书院聘任山长时，就曾参照景行书院的考核标准。

从边缘到中心，蓬山书院的办学实践证明：在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离岛，乡绅自治型的书院能够形成有效的基层教育。它所培养的优秀生源，部分曾赴景行书院深造，形成人才输送通道。更重要的是，蓬山书院的灵活招生、实用导向、民间募资等经验，为定海整体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景行书院和蓬山书院两类书院类型的发展，体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产出，形成了书院教育成效的双重框架。显性教育产出主要为科举功名获取数量，这是传统教育研究中最易量化的指标；而隐性教育产出则涵盖基层识字率的提高、地方实用人才的培养、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文教风气的形成等难以精确量化但对地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效果。这种互动的实质，是海岛教育体系在不同层级之间保持弹性和适应性的内在机制。

实力与文脉：两种书院的两种答卷

景行书院和蓬山书院的发展，代表着显性与隐性教育的产出，形成了书院教育成效的双重框架。显性教育产出主要为科举功名获取数量，这是传统教育研究中最易量化的指标；而隐性教育产出则涵盖基层识字率的提高、地方实用人才的培养、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文教风气的形成等难以精确量化但对地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效果。

在办学实力与培养人才方面，景行书院更胜一筹。制度化的培养、稳定的膏火保障，更有利于科举人才的批量产出。从现有文献看，景行书院走出了沈熙廷等进士出身；而蓬山书院生徒直接考取较高功名者相对较少，宣统拔贡汤浚是其突出代表。

在文脉传承方面，蓬山书院则发挥着独特价值。它为教育力量难以抵达的边缘岛屿提供了持续的文化滋养，让更多农家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塑造了“海宇文风”的地方传统。使得舟山的文脉薪火得以传承。那些在风浪中坚持求学的离岛子弟，或许正是蓬山书院最骄傲的产出代表。

若将定海的教育资源配置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景行书院与蓬山书院的互动就不是单方向的“中心辐射边缘”，而是双向的资源调动与需求反馈。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递方向上，景行书院输出的不仅是物质资源，更包括教学标准和知识体系。《岱山镇志》就有记载，蓬山书院山长聘任曾参照景行书院的考核标准。从边缘到中心的反馈方向上，蓬山书院的办学实践为定海提供了另一种教育供给的可能性：在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离岛，乡绅自治型的书院能够形成有效的基层教育，其办学经验、管理模式乃至所培养的人才，也为定海整体的教育发展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一张试卷，两种答案。一显一隐，一官一民，共同构成了海岛教育体系的完整图景。

余音：双轨制度的百年延续

1901年，清廷下令书院改设学堂。定海的书院也因此走向终结。书院的实体消散了，但双轨互动的精神并未湮灭。景行书院和蓬山书院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确保这样一个资源有限，处在中心边缘的海岛能维持文教之火的薪传。

回望清代先贤在定海与岱山之间的双轨实践，其启示不在于复古书院，而在于承认一个朴素事实：在一个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海岛生态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教育供给方式。景行书院的制度化的精英培养，以稳定的中心资源托举人才上限。蓬山书院自组织的基层文教，以灵活的民间力量守住离岛底线。两者相辅相成，分层协同，共同承担起舟山教育的重任。

景行模式的当代化身，可以是政府主导的标准化、高质量核心校，保障底线公平与人才竞争力蓬山模式的现代转译，则应是鼓励离岛发展小微优质教育单元，不求大而全，而重在地化、灵活化、社群化，通过政策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校友网络参与办学，而非凡事等财政。

转眼现在的舟山可以在离岛尝试一种“中心点+海岛教学点”的教育模式，本岛的重点学校负责出课程、培训老师、通过直播或录播把优质课送到离岛，发挥中心的制度优势；而离岛则保留小而灵活的教学点，不硬套本岛的课时和教材，可以教一些乡土知识、舟山特有的海洋文化，守住海岛的读书种子，传扬海岛的独特文化。这样的模式既能维持舟山学子的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把舟山独有的海洋文化价值进一步的传承。

书院的匾额早已斑驳，但先贤在定海本岛与岱山之间创办的官办与民办书院，展现的双轨智慧，仍能为今日的海岛教育均衡，提供一份跨越百年的启示。

作者单位为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