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群　摄

冬末春初的时候，南方暖湿气流掠过冰冷的海面，水汽凝结成雾，随风飘向岛中部的山体。海雾在山脚下的沟壑里集聚，变得浓郁，慢慢地抬升到山腰处，那儿多野兰花，一株株掩隐在树林草丛里，海雾飘过时带走了兰花的幽香。

海雾最后笼罩住山顶。山顶有一大片茶园，此时茶树还没醒透，深绿的老叶子，边缘带着霜打过的暗红，新芽却已在叶腋间鼓起来。海雾缭绕后，茶树芽叶上挂着雾气凝结的水珠，将坠未坠。

茶园内立一石，镌刻“云顶问茶”，石是寻常山石，风雨蚀过，海雾润过，墨意渗进石纹；又搭一茶棚，内置茶具、茶叶和桶装山水，供登顶乡人泡茶。这儿的茶，前调是来自大海的咸风，中调是野兰忽远忽近的清芬，尾调则是茶叶炒青后留下的焦糖香。

“云顶问茶”所在区域，叫“海上仙乡”。缘由北宋词人柳永，在岛上当盐官时，写下“望仙乡，隐隐断霞残照”，后人依此典故而命名。其实当年柳永站立山巅眺望的“仙乡”，是一个缥缈远方，一个承载着思念与遗憾的心灵仙境。如今乡人们是让柳永站在仙乡望“仙乡”，仿佛是相隔千年的相互眺望。

某一天，我登临仙乡之顶，在海雾缭绕处喝茶，柳永不期而来。

他从石阶尽头走来，身着合领大袖的宽身袍衫，头戴软翅幞头。走近时，我闻到他身上一股咸涩味，不是海风的咸，是灶火熏过的、比海水更浓的苦咸。

我递过茶，他揣着碗，没喝，却抬头说：“煮卤水之灶上，也有雾气，咸得呛人。我在灶边巡视，常被那咸雾熏得睁不开眼。”他抿了一口茶，很小的一口，然后他笑了，“原来海边的盐雾，在山上盘旋久了，滤掉了涩味，留下了清香。”

这是那个写过《煮海歌》的柳永，“云顶问茶”吗？

石阶上又走来一人，身着白色亚麻衬衫，没系领巾，马裤在膝盖下用系带扎着，露出一截羊毛长袜，袜口松松垮垮，沾着泥。他是詹姆斯·坎宁安。

这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苏格兰博物学家，1700年在定海盘峙岛采集到了茶叶标本，这些标本如今还收藏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年英国人还据此把盘峙岛命名为“Tea Island”，即“茶岛”。

来者皆是客，我也递过去一碗茶。他接过去，先凑近嗅了嗅，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1700年，我在盘峙岛采到的茶，不是这个味道。”他喝一口，茶汤含一会儿，才咽下去，表情变了，不是品到美味的那种满足，而是困惑。“这茶汤里，有兰香。”他低头看着碗里舒展开的叶片，叶片在粗陶碗底摊平，脉络清晰如他标本夹里那些干枯的残骸，但它们是活的，在水里轻轻晃动。

柳永一直淡淡地看着坎宁安，这时他开口了，“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你们对茶叶还闻所未闻，而我们的‘点茶’已风靡朝野，斗汤色、斗水痕，斗茶汤表面幻化出的禽兽虫草谁逼真。”说到“禽兽虫草”四个字时，他手指在茶碗边沿轻轻画了一圈，像是在描摹一幅看不见的画。最后他说：“茶不是标本。茶是水里的魂。这个你带不走。”

茶棚外，雾正浓，茶园里一片模糊的绿。

坎宁安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在我们带回去标本之前，勋爵们叫它为神秘的‘东方魔叶’，药剂师拿它当万灵丹，夫人们把它锁在小匣子里，喝的时候要称重、记账。是我的标本，让他们明白了茶叶可以大量进口，也可以种植，开始派人满世界寻找能种茶的地方。是我成就了茶叶成为我们的全民饮品。”

坎宁安说完，茶棚里静了片刻，壶嘴在冒白气，我换掉绿茶，泡上了红茶。

柳永没有马上接话，端起那碗红茶，拇指沿着碗沿慢慢地转了一圈，“你说得没错。”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茶汤里的叶子，沉了下去。他顿了顿，把目光从坎宁安脸上移开，望向棚外的茶园。雾散了许多，一排排茶树从白茫茫里浮出来，叶尖的水珠在风里微微颤动。

“可是，”柳永说，“在我们的茶里，有道家的一碗清静，有佛家的一碗空寂，也有文人的一碗风月。”柳永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时，目光穿过坎宁安的肩头，落在更远的雾里。“同样是茶，你们喝的茶里却没有这些。”

……

那天在山顶喝茶，我们聊了好久，柳永和坎宁安谁也没说服谁，却是挽着手一起走的。

云顶问茶，就是坐在山巅海雾缭绕处，与匆匆而来的古人坐而论道，不问来路，不问归途，只等一壶茶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