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志（约1804~1861），字骇谷，号白华山人，定海人。他自幼聪颖，于诗、书、画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与姚燮（镇海）、傅濂（临海）并称为“浙东三海”，是当时浙东文坛的翘楚，“骇谷之诗、书、画，足当郑虔三绝”。他的书法效法明代董其昌，山水画作清雅脱俗，而成就最高的，当属其诗歌。他的诗宗法唐代诗人，尤其深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风格“清寒瘦硬”，意境幽深，在当时就受到了如魏源等一流学者的高度评价。

岱山岛上的风，裹挟着千年的海盐气息，拂过厉家古宅那方“十亩间”石碑。碑上字迹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仍能让人想见其主人——清代诗人厉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陶渊明式寄怀。这位被时人誉为“浙东三海”“两浙近代诗人冠冕”的文人，如同一股澄澈的清流，在清代中期的文坛与画坛上，以“幼失怙恃却志存高洁”“身逢清苦仍心系民生”“目疾加身而艺境愈进”的三重生命特质，在浙东文脉与海岛精神交融的坐标系中，书写了一部基层文人“以艺载道”的不朽篇章。

苦寒岁月里的高洁之志

厉志的人生起点，浸透着海岛特有的清苦。他自幼失怙，父母的早逝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家甚贫”的境遇如同一层薄雾，笼罩着他的童年。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磨砺出他“于清贫中守学脉”的坚韧品格。在族人的零星接济下，他常常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昏暗的屋舍里苦读至深夜。书页间的墨香，成了他对抗生活艰辛的精神慰藉；诗词文中的天地，为他搭建起超越贫困的精神家园。

年少时的厉志，便已显露出对吟咏的热爱与天赋。他常常漫步于岱山的海岸边，看潮起潮落，听鸥鸟啼鸣，将海岛的壮阔与灵动融入诗句之中。厉志生于海岛，长于海岛，对海洋怀有深厚的情感，海洋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我家迫东海”“我家东海头”“我家僻处东海隈”“我家极烟海”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地理标识，蕴含了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海洋的亲近与眷恋。那时的他，虽未有惊世之作，却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为日后的艺术成就埋下了坚实的伏笔。这种在苦难中不坠青云之志的坚守，正是海岛精神中“坚韧不拔”特质的生动体现，也让他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份不随波逐流的高洁。

清苦生活里的赤子之心

成年后的厉志，并未困于孤屿一隅。他与友人陈在谦一同踏上了壮游之路，天台的奇山、雁荡的秀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兰山渡还寄四庵》中，他以“横江翻白浪”“狂飙逐来船”的诗句，生动描绘了渡海途中的艰险。这段游历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眼界，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世间百态。“自瓯游归，益肆力于诗古文词”，壮游归来后，他的创作迎来了重要转折，诗文中多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这一时期，他更加专注政治与民生题材的诗歌创作，尤其聚焦于临海地区百姓的生存境遇。他以敏锐的观察和锋利的笔锋，深刻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相继写下了《春夜书怀》《荞麦行》《感雨》《欲雨》等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品。这些诗篇不仅尖锐地批判了统治阶层的腐败与失职，抒发了对时局动荡的深重忧虑与愤懑，更饱含着对劳苦大众命运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展现出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与悲悯情怀。

在《春暮书怀》里，厉志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百姓在春日里的艰难生活：“布谷声中雨又晴，农夫辛苦事春耕。谁知此日田家苦，粒粒皆从血汗生。”字里行间满是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他虽身处清苦，却始终心系民生，这份赤子之心，与浙东文脉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诗歌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成为了反映社会现实、关怀百姓冷暖的载体。此外，他的怀古诗《佛顶山观海》，借大海的浩瀚与沧桑，抒发“思古之幽情”，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寄托着对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而与姚燮、叶元阶等文人的唱和诗，则展现出文人之间真挚的情谊，也折射出浙东文人圈浓厚的文化氛围。

目疾困境中的艺境升华

厉志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斐然，其诗学主张更是独树一帜，诗歌风格亦深深烙印着浙东文脉的醇厚与海岛风光的灵秀。他的诗风兼具“清旷”与“沉郁”两大特质：写海岛景致时，语言如海风般澄澈疏朗，《佛顶山观海》中“鲸波万里送归舟，极目沧溟接素秋”，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海天相接的辽阔意境，无繁复辞藻堆砌，却尽显山海的磅礴与清朗，这正是他“自然为宗”诗学主张的鲜活实践；而抒民生情怀与身世感慨时，笔调则转为沉郁顿挫，如《冬夜感怀》中“朔风催雪满庭除，冷灶无烟客梦孤。却念贫民僵卧处，更无烟火暖衾裯。”，以自身清苦境遇为引，层层递进关联贫民苦难，字句间满是沉甸甸的悲悯，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紧密交织。

同时，厉志的诗歌还带着浙东文人特有的“雅健”之气。他善用典故却不晦涩，如怀古诗中借“梅子真归隐”“岳飞抗金”等典故抒怀，既显文化底蕴，又能引发共情；炼字精准却不雕琢，《兰山渡还寄四庵》里“翻”“逐”二字，将风浪的狂暴与行船的艰险刻画得入木三分，足见其驾驭语言的功力。这种清旷中藏沉郁、雅健中见真情的风格，既是他个人人生阅历的沉淀，更与浙东文脉中“重气节、尚真率”的传统深度契合，也融入了海岛生活赋予他的开阔胸襟与坚韧气质。

在《白华山人诗说》中，他提出“情意为先、自然为宗”的理念，强调“学古在神韵，非模仿”，认为学习古人的诗歌，关键在于领悟其神韵，而非机械地模仿形式。他推崇陶渊明，提出“渊明遥望《三百篇》”，将陶渊明的诗歌与《诗经》的传统相联系，可见其对诗歌本源的深刻理解。这一诗学主张，既是对浙东文脉中重视文学精神传承的延续，也为清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更令人惊叹的是，厉志在书画领域同样造诣深厚，且在逆境中实现了艺境的突破。他晚年患上目眵之症，视力急剧下降，然而“目眵后书画益进”。在西湖昭庆寺，曾有他“指画巨松”的传奇场景：吮毫濡墨，再三踌躇，随后落笔如骤风急雨，一棵苍劲挺拔的巨松便跃然纸上。那松树的每一笔、每一划，都饱含着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对艺术的执着，展现出“以神行代目力”的超凡艺术境界。

厉志的“艺品”始终与其“人品”高度统一。面对名门的请托，他断然回绝，不为名利所动；而他的作品，却被时人珍如拱璧。这种“贫贱不能移”的高洁品格，正是他“以艺载道”精神的最佳诠释。

文脉传承中的永恒生命力

在浙东文学史上，厉志无疑是一面重要的旗帜。道光十三年，他参与“白湖诗社”，在半年时间里创作了七百余首咏史诗，其创作热情与才华令人叹服，当时的诗社雅集，盛况堪比当年的兰亭雅集。此外，他还积极参与枕湖诗社的唱和活动，在与其他文人的交流碰撞中，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推动了浙东地区的文化发展，其文人交游网络，成为浙东文脉传承的重要纽带。

厉志的艺术生命力，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后世对他的评价颇高，何绍基赞其为“两浙近代诗人冠冕”，康有为称其诗“超绝清诗”，吴昌硕更是为他的作品题书名。这些赞誉，是对他艺术成就的高度认可。同时，《中国人名大辞典》《定海厅志》等典籍对他的收录，也夯实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如今，岱山岛上的“十亩间”碑依旧静默矗立，而《白华山人诗抄》则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流传。厉志“贫而不贱、疾而不颓、艺而不媚”的精神内核，如同海岛上升起的灯塔，照亮着后世文人的道路。他所代表的清代中期基层文人“以艺载道”的精神图景，不仅是浙东文脉与海岛精神的宝贵财富，更在当代社会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提醒着我们在浮躁的时代里，坚守内心的高洁与对艺术的执着，方能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