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园”内石人、石虎

定海区东海云廊擂鼓山段“怀古园”的几件石人、石虎，是古人墓道前的石像生，其规格等级非同一般。它们原为浙江海洋大学所藏，出土于定海擂鼓山下，后随浙海大搬迁至长峙校区，如今回归原址，也算物尽其用。这些石像生文物价值极高，在舟山地区颇为罕见，笔者建议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其展开专项研究与保护。

至于这批石像生所属的墓主究竟是谁，舟山文史学界历来多有探讨，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舟山日报》2016年5月22日曾刊发《揭开南宋枢密左丞郎惠墓迷雾》一文（以下简称“《揭》文”），认为墓主就是舟山古代地方志中记载的郎惠，并援引《后郎郎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中郎惠的相关资料作为佐证。《揭》文以《宗谱》为切入点考证墓主身份，确实别出心裁，不失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新思路，颇具启发意义。但《揭》文依据《宗谱》得出的部分推论，尚有可商榷之处。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并对墓主身份提出一些看法。

《后郎郎氏宗谱》郎惠资料辨正

《揭》文所依据的《宗谱》，现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中心。谱中确实记载有一位南宋人名叫郎惠，称其“由太学举进士，官枢密、左丞”。这一记载，与舟山古代地方志所载“郎枢密墓”“丞相郎惠墓”的信息似乎高度吻合。那么，二者是否为同一人？

笔者查阅了这部《宗谱》，发现每页页边均标注“丁巳年重修”字样。检索美国犹他州家谱中心网站可知，该谱重修于1917年，而1917年恰为丁巳年，与谱中信息一致。也就是说，这部《宗谱》的重修时间距南宋已七百余年。以百年前重修的宗谱佐证近千年前的历史人物，其史料效力需要审慎考量。《宗谱》卷首虽录有南宋马廷鸾所作序言，但这并不能证明郎惠的相关记载源自宋代。后世重修家谱时，抄录前谱内容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屡次重修的过程中，后人极有可能对早期史料进行了增补与加工。

《揭》文据《宗谱》推论：“郎惠应是1200年后出生、1229年间登进士，也就是在宋宁宗期间度过青少年，宋理宗时进入仕途，担任南宋末年的枢密、左丞，死于南宋灭亡之前。”结合《宗谱》原文来看，这一推论与谱载信息存在出入。根据《宗谱》卷三《行传》记载，郎惠“字时恩，由太学登进士，官拜枢密、左丞，夫人宋氏，生子一，槊。公生于绍兴戊寅年十月□日”。绍兴戊寅年即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揭》文推定的出生年份与谱载年份相差近42年，由此推导的郎惠生平序列，自然需要重新梳理。

《揭》文称：“郎惠家族因余天锡等人的介绍而避乱到舟山。”据史料记载，余天锡生于1180年，郎惠若生于1158年，年长余天锡22岁。倘若郎惠确有其人，那么在他避乱舟山之时，余天锡很可能尚未出生，相关说法的时间线便难以对应。

《宗谱》关于郎惠的记载，细节有些缺乏。笔者认为，一位曾官至枢密、左丞的朝廷大员，相关记载却如此简略，这一情况值得留意。

笔者翻查资料未发现郎惠的踪迹。检索《二十五史补编》宋代部分，亦无相关记载。清代万斯同所撰《宋大臣年表》，详细罗列了两宋历任枢密使、丞相、参知政事等高官的任职信息，却未收录这位“枢密左丞郎惠”。笔者认为，历史上的官员即便经历浮沉，其基本履历也会被史书记载，而郎惠身为高官却在现存史料中难觅踪迹，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探究。

由此，笔者对《宗谱》所载郎惠的官职信息，以及此人是否为舟山地方志中记载的郎惠，均持审慎探讨的态度。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917年重修《后郎郎氏宗谱》时，编纂者见地方志中有郎惠的记载，便将其纳入宗谱。编修家谱时，往往会收录地方史志中的相关人物，而地方志称郎惠官至枢密左丞，身份颇为尊贵，恰好与宗谱中的郎惠重名，故而被收录其中。

不过，笔者认同《揭》文的另一观点：这批石像生为南宋遗物，且规格极高，墓主应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墓前能设置如此高规格的石像生，墓主显然不可能是获罪之臣——若真获罪，后人既不敢也不可能为其树立石像，朝廷也绝不会准许。

一个新的推测

其实，要确定这批石像生的墓主身份，可以从一个基本前提入手：墓主为南宋人，且曾任三品以上高官。而符合这一前提的舟山籍名人，仅有两位，即余天锡与应傜系。二人的传记分别载于《宋史》卷四百一十九与卷四百二十。据《宋史》本传记载，余天锡曾任吏部侍郎、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死后追封奉化郡公，赠少师，后加赠太师，谥号“忠惠”；应傜系曾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封临海郡侯。

据舟山多位文史学者考证，应傜系墓于20世纪50年代在定海城西盐仓浦东被发现，墓前文物仅存一只石羊，现藏于舟山博物馆。这一发现，与明天启《舟山志》所载应傜系墓“在城西四十里”的方位大体吻合；即便与康熙《定海县志》记载的“城西二十五里”存在距离差异，基本方位也相去不远。而浙江海洋大学所藏的这批石像生，出土于定海擂鼓山下（此地旧属浙江海洋大学文化路校区），由此可推断，墓主绝非应傜系。那么，这批石像生的墓主，最大的可能就是余天锡。

明天启《舟山志》与康熙《定海县志》均记载有“郎枢密墓”，后者还补充道“讳惠，字无考”；及至光绪《定海厅志》，则直接称之为“丞相郎惠墓”。如此一来，一位官至丞相的“郎惠”相关记载便逐步丰富起来。既然浙海大所藏石像生的墓主并非郎惠，为何舟山部分古代地方志中会出现相关记载？笔者认为，这一谜团可从余天锡的任官经历与谥号中找到答案。

前文提及，余天锡曾任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谥号“忠惠”。据此推测，余天锡的墓碑上，或许刻有“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吏部侍郎忠惠余公之墓”一类的铭文。民间百姓提及此墓时，不会复述这一长串繁琐的官衔，为便于记忆，便将其简称为“丞相枢密墓”“丞相侍郎墓”“侍郎忠惠墓”等。久而久之，口耳相传中便讹变为“郎枢密墓”“丞相郎惠墓”。此外，若年代久远，墓碑经风化侵蚀，铭文漫漶不清，仅残存“□郎□惠□□之墓”等字样，也极易被误传为“郎惠之墓”。

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浙江海洋大学所藏的这批石像生，其墓主并非郎惠，而是南宋名臣余天锡。

不过，这一推测仍存一处疑点。关于余天锡墓的位置，明天启《舟山志》最早明确记载其“在城东七十里小展岙之南”，康熙《定海县志》亦载“在城东北小展岙南”。如今，舟山余氏后人主要聚居在黄杨尖小展岙一带，当地不仅有余氏祠堂，还建有余天锡墓（笔者曾实地踏勘）。

若定海擂鼓山下的石像生确属余天锡墓，便与地方志记载的墓址位于小展岙的说法相矛盾。对此，笔者提出两种推测：其一，地方志的记载或许存在谬误。明代舟山历经明初海禁、迁民以及倭寇之乱，史料多有散佚，历史传承的连续性被打破，后世修志者追溯前代史事时，难免出现记载偏差。其二，余天锡墓或许原本就在小展岙，墓前石像生后来被迁移至定海，挪作他用。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