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年，是从捣年糕的热气里一丝丝蒸腾出来的。

小时候，农村大队那间作坊，平日静悄悄的，门一推，阴凉扑面，小孩子不敢独自进去。可一到年关，它就活了过来。机器声、人语声、脚步声，热热闹闹挤满作坊。父亲是做年糕的好手，但凡要出劳力的时候，总有他忙碌的身影。通常白天出去，第二天凌晨才红着眼睛回家。晚稻米和糯米按老比例拌匀，浸透，上甑蒸熟，倒进那台炮筒似的老机器里。机器一开动，莹润如玉、冒着白气的年糕，便绵绵不断涌出来。手脚麻利的人接住、传递、铺在竹匾上。刚出锅的年糕烫手也馋人，总有人等不及，掐一段蘸黄糖，边呵气边往嘴里送。手巧的阿公抓一团热糕，捏几下，小兔子、小元宝就活灵活现，我们孩子围在旁边，眼睛都看直了。

腊月廿三一过，掸尘是顶要紧的事。老屋的房梁门楹上，蛛网牵绊，偶有虫壳。床底柜顶，积尘厚得能捏成形。孩子们踮脚擦桌椅，大人对付高处。父亲个子高，有时也得搬桌架凳。母亲在下面抵住凳脚，不住叮咛。遇上老污垢，用井水浸湿刷子，使劲搓。母亲性子急，看我们磨蹭，有时拎起半桶水“哗啦”泼上门板，拿扫帚草草刮几下。

比掸尘更喧嚣的，是杀年猪。平日寂静的村口屠宰场，年根下满是粗粝的热闹。猪嘶人喝，水声哗啦，混成一片嗡嗡声。我和哥哥赶着家里养肥的猪，穿过半个村子。几个时辰后，父亲提着油亮的条肉和猪头，母亲拎着沉甸甸的内脏和一桶微温的猪血回来。猪肉一部分供祖先神明，谢一年护佑；另一部分，就成了除夕夜最扎实的硬菜。卖猪得来的钱，常能圆一家人盼了很久的愿——比如那台西湖牌黑白电视机。童年的春晚，几家人挤在屋里，看着黑白屏幕上晃动的人影，听着带“滋滋”电流的声响，谁也不舍得眨眼。

正月初一不出远门，心思全在“拜岁”。天蒙蒙亮，孩子们穿戴整齐，揣着新衣上的大口袋，结伴出门。挨家挨户敲门，脆生生喊：“拜岁啦！”门一开，主人总是笑脸相迎，把备好的炒花生、金枣、橘子等塞进兜里，运气好还有水果糖。嘴甜点，多喊几声“阿公好”“阿婆好”，收获就更满。也有调皮的大人，非要小娃娃喊“阿公”才给糖，我那时倔，脖子一梗扭头就走，心里满是幼稚的“气节”。这些“战利品”回家要“交公”，由母亲重新分配。后来，拜早岁的习俗渐渐淡了，不知何时，正月初一换成了拜“坟头岁”。父母在时，父亲曾带我上山去给阿太、阿爷烧纸钱；父亲走后，我带着母亲去父亲坟前拜拜；母亲走后，便是我、嫂子、哥哥，在清冷的山风里，对着那方沉默的碑石，摆上几样简单的祭品。

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娘舅大石头”，第一家必是舅舅家。从前交通不便，隧道未通，要翻一座叫“摩鼻岭”的小山。你拉我，我扶你，走一个时辰，一路说笑也不觉累。我是“外甥皇帝”，到了舅舅家总被拉在身边，吃上最早出锅的糖氽蛋。那时亲戚多，血脉如网，小辈拜年，长辈还礼。光走亲戚，就能从初二走到初十，每天都被亲情塞得满满的。

最近这些年，常在异乡或旅途过年。窗外的风景或许新奇，桌上的菜肴或许精致，心里却总空一块。时代飞奔，许多老习俗隐入时光的角落，年味似乎真的淡了、远了，成了纸上的温情字句和心底一抹淡却挥不去的念想。可它并未消失。总在某个毫无预兆的瞬间，忽然苏醒——或许是一缕淡淡的米香，或许是一盏似曾相识的红灯笼，又或许，只是深夜一阵莫名的心绪。那记忆深处的年味，早已与故乡的山水、旧屋的炊烟、坟前的纸钱、远去的亲人一道融在一起，化作每次回望来时路时，心头那份沉甸甸、暖融融、再也化不开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