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风景

天童寺秋色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鄮县升为州，因境内有四明山，故称明州（今宁波），而舟山群岛，也同时有了县治——翁山，这两个一水之隔的城市，自此联系在了一起。一千多年来，宁波一直是去往舟山的必经之地，因为普陀山的缘故，两地在佛教上的渊源，更是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宁波的桃花渡（今解放桥侧），历来是信徒去往普陀山进香的起点，虽然在明嘉靖倭寇作乱时，官府出禁令，封锁了桃花渡去普陀山的航线，但是桃花渡并未因此荒弃。寇乱平息，航线恢复，香客犹自不绝。万历二十九年（1601），鄞县县令魏成忠建真武宫三十五年（1607），僧真掘建海云寺，接待去普陀山的信众；清康熙年间，普济寺僧修建桃花渡口关圣殿，作为该寺下院，二十五年（1686），法雨寺僧永慧分住真武宫，作为该寺下院。普陀山与宁波的佛教渊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和天童寺是宁波最大的两座丛林，它们和普陀山的联系，主要在普济寺（前身宝陀寺和普陀寺)。

阿育王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开山，以供奉佛祖舍利而闻名，南梁普通三年（522），梁武帝赐额“阿育王寺”。唐天宝三年（744），天台宗玉泉系法裔鉴真第三次东渡日本，在舟山海域受风浪阻，返回宁波，驻锡阿育王寺。而该寺和普济寺的渊源，在南宋和元初临济曹洞两宗的法脉传承上。

南宋绍兴六年（1136），被尊为普陀山禅宗第一祖的真歇清了奉诏住持阿育王寺，而在真歇开法普陀山之前，相传其法嗣大休正钰即已避居普陀山。南宋初期，真歇法侄自得慧晖住持宝陀寺，阐扬其师宏智正觉的默照禅；绍兴二十六年（1156），临济宗巨匠大慧宗杲奉诏住阿育王寺，一时求法者云集。二十八年，宗杲再住径山，由其法嗣佛照德光继席阿育王寺。嘉定年间，德光徒闲云德韶和徒孙大川普济相继主席宝陀寺，宝陀寺因为闲云的努力营建，才得以跻身教寺“五山十刹”。当然，这和史浩、史弥远父子的观音信仰也是分不开的。

元初至元年间，顽极行弥住持阿育王寺，任满退居舟山祖印寺，其法嗣一山一宁亦随师去，并在顽极行弥寂后继席祖印寺，十年后方移住宝陀寺。元大德三年（1299），作为国使，出访日本，自此在日本落地生根，创立了日本禅宗之“一山派”，死后，被日本国王追封为国师；而顽极的另一弟子东升德明，是舟山人，大德四年被公举为阿育王寺住持，元成宗赐号“佛日普光”，在位二十七年，颇有德声。

天童寺

相比阿育王寺，天童寺和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渊源就更深了。从南宋建炎三年（1129），曹洞宗十世宏智正觉住持开始，天童和宝陀寺就有了法脉上的联系，因为其徒自得慧晖的大力宏扬，使普陀山的曹洞宗风不逊于天童，虽然南宋时期普陀山也有过闲云和大川两位临济高僧，但总体上还是曹洞宗更高一头。真歇徒大休正钰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亦住持天童寺，在南宋至元初，天童寺和宝陀寺一样，都是临济宗和曹洞宗并存，历任住持，或修临济，或修曹洞。曹洞自得慧晖一脉，五传至云外云岫，也是舟山人，曾在元皇庆年间（1312～1313）任天童寺住持，其法嗣大方聘，在至正年间住持普陀。

临济方面，大慧之径山派和隆绍之虎丘派子孙相继住持两寺。从另一法嗣浙翁如琰开始，如琰在嘉定九年（1216）受邀住持天童寺，命大川普济为知藏，管理藏经；至大元年（1308），虎丘派松源系竺西妙坦从华藏寺迁住天童寺，命徒孚中怀信为维那，元叟行端法嗣古鼎为书记，竺西寂后，孚中又为云外云岫书记。孚中怀信和古鼎祖铭二人，相继住持宝陀寺，成为元朝的普陀山名宿，而古鼎住持的第一座寺庙，却并非宝陀寺，而是今天位于定海干石览的千年古刹隆教寺，古鼎寂后，其灵骨分别藏塔于隆教、宝陀和径山三寺。

竺西妙坦另有一法嗣正宗法庄，至正十三年（1353）任天童寺住持，其法嗣竺芳联任宝陀寺住持。至正二十五年（1365），大基兴丕重建宁波佛陇山的保安庆元寺。未几元亡，朱元璋定都南京，国号明。保安庆元寺改名为佛陇寺，洪武三年，命大基行丕改住宝陀寺，永乐年间，佛陇寺归并天童，易名为盘山院，今废。

洪武二十年（1387），昌国县废，普陀山数百年香火中断。而大慧派的径山祖庭亦已衰败，江南临济宗派渐以虎丘法系为主，天童寺在明末崇祯元年被山洪所毁，崇祯四年（1631），临济三十世，龙池幻有正传法嗣密云园悟从阿育王寺移住天童，历十一年，重振天童旧日雄风，并开创“天童派”。

密云法嗣十二，其中有一位浮石通贤，万历三十九年（1611），19岁时因为逃婚离家出走，孤身一人到普陀山，请山僧绍宗为其剃度，后因父母念其独子苦留，而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通贤还是出家于海盐普净庵，受沙弥戒于明末四高僧之云栖莲池，受具足戒于曹洞宗大师湛然圆澄，随其移锡绍兴云门寺。崇祯四年（1631），密云圆悟从金粟寺移住天童，通贤充为侍者，其间在海盐闭关三年。一日集众，密云将拂子付与通贤，授其开法之权，崇祯十一年（1638），法兄牧云通门退居，将天童寺住持之位，交与通贤。崇祯十四年，国戚田弘宇代皇贵妃奉紫衣至天童寺，请老方丈密云圆悟开席说法，又捧御香渡海，礼拜普陀山观音大士，为民祈福。

有清一朝，普陀山和天童寺的渊源开始由师承关系转变成对等的佛教人才文化交流。清末，在天童寺的住持列表上，开始出现普陀山僧的名字，这得益于普陀山佛教的平稳发展和观音道场的深入人心。

康熙二十五年（1686），法雨寺的中兴之祖别庵性统求法于天童寺，其时别庵作为三山灯来的法嗣，已在四川声名在望。二十六年，被宁波提督陈世杰等人联名邀请，主持法雨寺的重建工作，时海禁初弛，百废待举。二十九年，潮音通旭被定海总兵蓝理请为普济寺住持，潮音虽披剃于普陀山栴檀庵，但却在无碍行彻处得法。无碍行彻，师林野通奇，是密云圆悟十二法嗣之一，顺治五年（1648）主席天童，而无碍行彻则开法于天台山万年寺，所以潮音通旭被公认为密云圆悟四世孙，虽然他的法名，用的是栴檀庵的派字。

普陀山最早出任过天童寺住持的，据道光秦耀曾版《南海普陀山志》记载，是乾隆年间的云中龙。但是书中对云中龙的记述甚简，年份不详，在天童寺相关记载中亦无其名。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还是慧济寺的信真空修。信真空修，二十一岁即出家于慧济寺，得法于顶超圣光，并受其衣钵，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继席慧济寺。咸丰三年（1853），应众僧力请，出为天童寺住持，咸丰六年，又退普陀，重主慧济寺，前后任住持长达二十一年。

在其之后，又有洪筏庵僧慧源，于光绪六年（1880）应请，出任天童寺住持，重修天童寺天王殿。三年期满，辞归普陀，十七年（1891),公举为普济寺住持，致力于筑塘围田，以充寺产。

法雨寺立山派下孙德清，早年出家于立山退居所建之常明庵，后游历四海，遍参大德，深得机要。光绪十九年（1893），被请为天童寺住持，任满后归隐常明庵，塔在庵之西侧。

使慧济寺成为普陀山第三大寺的一代住持文质，虽系慧济寺僧，却嗣法于余姚芦山寺西峰守传。西峰守传，受具足于天童寺高僧广昱悟净，曾参寺中首座守章，德清退居后，接任天童寺住持，深契“禅净双修，不出一心”之旨。文质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四十二年（1916）两度出任慧济寺住持，扩建殿堂，修建藏经楼，以飨学者，1920年，被举为天童寺住持，任内六年，多有功绩，《天童寺志》赖其续讫。

天童寺方面，也有一位法裔定智果（一作荣),在道光九年（1829）被公请为普济寺住持。二十三年，顶超圣光接任住持，定智则改主慧济寺。洪筏庵的一代高僧慧源，即得法于定智。定智退居后，又受邀主定海城隍庙。

光绪五年（1879），天童寺住持广昱悟净受邀在法雨寺开讲《妙法莲华经》，其徒幻人随往。幻人，名隆藕，早年应两粤总制聘为文官，四十一岁弃官出家。光绪元年（1875），负锡云游，首参焦山大虚，两年后闻广昱精通《法华经》奥义，遂至天童，拜入广昱门下，勤参苦学，成为清末天台宗名僧。

宣统三年（1911），普慧庵僧昱山闭关于庵西侧的般若精舍，1914年，太虚来访昱山。二人皆受戒于天童寺有名的八指头陀寄禅，所以交情笃厚，是年，太虚选择了与普慧庵相距不远的锡麟堂闭关。五年春出关后，二人以诗互酬，给当时的普陀山佛教留下了一段佳话。

补陀别院

普济寺在明万历敕建之前，称宝陀寺，宝陀，系梵语“补陀”的谐音。普陀山，称梅岑山或补陀洛迦山。

唐咸通四年（863），慧锷带着从五台山请得的玉石观音，东渡日本，在莲花洋受阻。慧锷感念菩萨不肯去，遂置观音像于梅岑山，抱憾而归。由于当时山上钟鼓未开，圣像供于渔民茅舍甚是不妥，于是明州郡守遣人将观音像送到开元寺安奉。开元寺，在宁波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建于开元二十八年（740），传说当时寺僧道载夜梦观音欲归开元，故上请郡守，迎而奉之，在寺中另建殿宇，不肯去观音，遂在开元寺安家落户，宁波百姓，纷纷祈祷得应，所以这尊观音被称作“瑞应观音”。宋太平兴国年间，题额“五台观音院”。清光绪《鄞县志》，将开元寺和观音院合称为五台开元寺，现已圮废，再未修复。

南宋开庆元年（1259），资政殿大学士史岩之在东钱湖霞屿山开凿“补陀洞天”，洞内仿宝陀寺形制塑观音一尊。以韦陀护卫其侧，并雕云龙及彩莲等。史岩之，是史浩的侄孙，所以民间传说“补陀洞天”系史浩开凿，因其母年迈有眼疾，不能渡海到梅岑山进礼拜观音，故史浩为了母愿，在霞屿山开辟洞天，供母祷拜。后人又在洞侧建霞屿寺，及一亭，名“补陀亭”，成为观赏东钱湖湖光山色的好去处，诗人咏之“霞屿锁岚”。

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为防倭寇侵扰，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奏请废昌国县（今舟山），焚毁宝陀寺，将寺内千手千眼观音像迁入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的宁波栖心寺。时任住持惟摩舍地另建宝陀寺供奉之，二十一年，诏改“补陀寺”，永乐四年，祖芳道联将栖心寺并入补陀寺，两寺合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寺前有浮屠七座，故赐今名“七塔报恩禅寺”，发展至今，规模已在天童和阿育王寺之下。

与补陀寺一样，位于镇海招宝山的宝陀寺，也是明朝从普陀山迁来。嘉靖三十六年（1557），因倭乱正盛，舟山地区多受其害，浙江总督胡宗宪遂将普陀山僧续建的宝陀寺又迁于招宝山巅，威远城内；四十年，总兵卢镗又将残剩的圆通殿迁于招宝山山麓，名观音阁，普陀山僧静海，奉殿中观音于其中，这座观音，据载就是普陀山后来仿刻的不肯去观音。普陀山至此，荒墟四十余年，而后所建，或普陀寺，或普济寺，皆已非宝陀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