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进入老年，对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事和遇见过的人，总是不会忘记，并且愈加深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中”读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犹如昨天一般，一幕一幕，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地在脑海里重播，尤其是对当年的班主任俞老师。

1968年秋，普陀全县各地都办起了渔业中学、农业中学，学制两年。当时的沈家门镇决定在鲁家峙创办一所农业中学，全称为“沈家门农业中学”，校址选在鲁家峙的长山南麓。学校建得非常简陋，都是就地取材，山墙和石坎都是用炸药从山上轰下来的乱石砌成，室内墙体用黄泥填抹，外面抹一层石灰。房屋的构件都采用人字架结构，地面都是用黄泥夯压。第三进房屋的前面有一口水井，蛮大的。井台倒是用水泥抹面的，这也是整个学校唯一的水泥平面了。教室里只有一些破旧的课桌，凳子一根没有，都是学生自带。学校的篮球场只有两个摇摇欲坠的木制篮架，两个篮圈咣当咣当，锈蚀得人不可攀。

学校没有围墙，更没有校门。实行的是半工半读，开门办学，聘请老农民上课讲农业生产知识，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文化课没有教科书，人人发一本红宝书。“农中”自1968年秋建校到1974年底停办，历时6年。

1972年春节过出，春风杨柳万千条，我们迎来了新的学年。“七一届”走了，一部分同学有幸被留下来继续读书。几个民办学校的班级也转到了“农中”。共设三个班级，我在一班。

俞老师名叫俞月明，宁海人，那年刚刚27岁，比我大10岁，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他的到来，给我们班带来了春天的清新和阳光。开学第一天，他往讲台一站，同学们都一改往日课前嬉闹逗趣的习惯，个个鸦雀无声。只见俞老师身着一件蓝色中式直襟棉袄罩衫，唇红齿白，眉清目秀，1米70多的个子，风度翩翩，气质儒雅，像电影明星，玉树临风。

俞老师一口宁海方言，跟舟山话没多大区别。还教我们班的数学和物理。俞老师不仅相貌堂堂，书也教得非常好。他教的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黑板上画出来的图形，没用三角尺和量角器，其角与直线按比例和实际角度、长度相差无几。讲解时口齿清楚，吐字清晰，逻辑性强，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黑板上，课堂上只有俞老师的讲课声和粉笔在黑板上的吱吱声。从此，同学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有了大大的提高，数学成绩也随之提高。懒做作业、拖交作业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尤其是我本人，自从俞老师来了以后，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课堂上听过后觉得还不过瘾，放学后到俞老师寝室再要俞老师教比课本更有难度的数学题，俞老师非常耐心，不厌其烦地分析讲解解题的方法和技巧。到后来俞老师对我说，初中部分的数学难题你都已经掌握了，考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果然后来我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进了普陀中学。俞老师还带同学们走出课堂，带上他自己做的简易测绘架和量角器，到操场示范指导我们测量山的高度。什么前视读数、后视读数以及计算方法，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俞老师上物理课时经常会在黑板上画简笔画，寥寥几笔，却是形象生动。一次上电学课，俞老师说人为什么一触碰到高压线就会触电身亡，而鸟停在高压线上却安然无恙？于是俞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了两根电线，几只燕子停立在电线上，这几只燕子画得实在是太好太真了，黑色的身体，粉红的小脸，相互对视，眉目传情，仿佛能听到燕语呢喃。

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这也难不倒多才多艺的俞老师。那天音乐课，俞老师拿了一把京胡，随手掇来一条凳子，坐下后试了一下琴音，然后站起来问同学们：谁会唱革命样板戏？同学们纷纷举手。于是俞老师就说今天我们来一段沙家浜中的“智斗”，叫女同学陈玲娟扮唱阿庆嫂，男同学冯万龙、费祥明分别扮唱刁德一和胡传魁，其余同学可以自由随唱。俞老师操起京胡，拉完开场，一场“智斗”就开戏了。同学们有的随唱，有的叫好。虽然场面有点乱，但大家都充满了欢乐和兴奋。此后，班里的音乐课都会响起俞老师的京胡声和同学们的京腔声与欢笑声。

俞老师篮球也打得不错，经常与我们几个爱好篮球的同学到老虎山部队去打球。一来二去，部队同志也都熟悉了，还与学校建起了友好关系。在俞老师的促动下，我们组织了加上俞老师共6个人的篮球队。那时候，学生考试的试卷都是老师用一块钢板、一支铁笔和一张蜡纸，自己刻出来的。俞老师他有绝招，刻出来的字个个大小一致，字体方正，标准的仿宋体。他说他有独门绝活，因为钢板的平面上有一条条细细密密的45度交叉对角线，只要把钢板转一转，转到45度，铁笔顺着对角线刻写，就能刻写出方方正正的仿宋体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后来我自己当老师，刻写蜡纸时，就用俞老师教的方法来刻写。有几个老师看我蜡纸刻得好看，就要我帮他们刻。当时的感觉很是良好，只可惜现在这门绝活已经用不上了。

俞老师不仅多才多艺，为人也很和善友爱，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即使对于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俞老师也从来没有发过火。有一次下雨天，同学张振恩从学校旁边的菜地里抓来一大把湿泥，捏成团后悄悄的抛进吊钟里面。结果钟敲不响，后来经老师察看，才发现钟里面有一坨烂泥团。俞老师一进教室，就知道又是张振恩干的好事，简单批评几句后就不再说什么了。

后来，随着俞老师工作调动，我的升学就业，渐渐就断了联系，直到2000年的一个夏天，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得到俞老师的消息。电话打通那一刻，听得出俞老师的内心与我一样也充满着激动。此后我每到杭州出差开会，都要到俞老师家去看看聊聊。如今，俞老师因病去世。痛哉哀哉，吾失恩师，从此阴阳两隔，只有梦中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