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海 王贤

　　王阮（1140~1208），字南卿，名元隆，号义丰,南宋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主战派爱国诗人。淳熙十五年至绍熙元年（1188~1190），王阮任昌国（今浙江定海）县令。在此期间他著有《昌国偶成》《劝农题吉祥寺》《雪窦瀑布》等诗，任满离别时还写下组诗《留别昌国(五首)》。这些诗真实地刻画南宋时期舟山百姓的生活状态，呈现了王阮对舟山人民的深厚感情和他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宋代文人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王阮以诗证史，既记录南宋舟山百姓生活实态，亦彰显士人“济世安民”的担当，成为宋代儒者情怀与批判精神的缩影。

　　师承朱子志，舟海育英才

　　王阮作为南宋文人，深受儒家思想以及良师益友的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交友甚广，有可考凭证和书信往来的就有范成大、张孝祥、王质、周必大等二十余人，同时他也是朱熹的弟子。作为朱熹的弟子，他的学问和政治立场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王阮有诗“糟粕从来空自忙，筌蹄今幸得师志”（《送晦翁十首·其九》）。前句暗示了王阮针对学习这件事不是停留在浅层的知识积累，而是追求更深层的理解和领悟。朱熹的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来达到真知，王阮在此便表达了他对这一思想的认同和实践。“筌蹄今幸得师忘”中的“筌蹄”是借《庄子》中的比喻，意指捕鱼和捕兔的工具，引申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王阮通过这句话表达了在朱熹的指导下，他能够超越工具和手段，直接把握学问的本质，这种领悟就体现在他在舟山的教育和文化工作中。

　　王阮任舟山昌国县令期间，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当时的学宫老旧，读书人学习的条件太差，于是他把学宫迁到了县衙南面这个重要的位置，并扩建了食堂、宿舍等基础设施，为学子提供更好的服务。王阮还主持修建状元桥，宝庆《昌国县志·桥梁》记载：“状元桥：市心。绍熙元年，令王阮创立，于两边石栏刻二句云：‘人从石上行，状元此时生。’后遂以状元名之。”

　　朱绪曾在《昌国典咏》里的诗题《翁洲书院》中提到：“圣度申夭绘燕居，人谈白鹿洞中书。端平御墨珍元代，博士门墙劫火余。”这里的“端平御墨”指的就是宋理宗御题的“翁洲”两字，表明了翁洲书院与朱熹学说的联系。舟山的翁洲书院是最早奉朱熹为先贤的书院，岱山书院则一直维持着朱熹之源，并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王阮作为朱熹的弟子，无疑在传播和实践朱熹学说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王阮曾在《留别昌国五首·其一》中写道：“妄意弦歌学子游，迄无三异比中牟。”这里“弦歌”指的是古代学子学习时伴随着音乐的吟唱，象征着学术的传承和文化的熏陶。“学子游”中的“子游”是孔子弟子，其文学才能极为突出，他擅长诗歌和礼仪，对儒家经典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在后世，子游成为了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他的影响深远，许多地方建有言子祠以纪念他。子游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儒家文化和教育精神的代表，这传达出王阮对自己为政为人的不懈追求。“三异”的典故出自《后汉书·鲁恭传》，讲述的是汉代官员鲁恭在任中牟令时，因其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异现象：虫不犯境、化及鸟兽和竖子有仁心。王阮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治学和治国的追求。虽然他仅在昌国为政两年，但仍期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把昌国治理成一个理想之地。

　　心系桑麻间，劝农意拳拳

　　吴愈在为王阮文集作的序言中，谈到王阮的志向时称：“顾其平生大志，欲裨国论，扶王室，扫清中原，以光祖阀。”（《义丰文集序》）

　　王阮志向是如此，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也的确如此做的。虽然王阮一生的仕途并不顺遂，“朱子尝惜其才气术略过人，而留滞不偶”（《宋史·王阮传》），但是王阮每到一任，都始终坚守职责，勤勉为民，积极建言献策，珍视每一次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宝贵机会，这是一位忠诚的士大夫在充满挑战的官场生涯中，始终不渝的追求。

　　“羶羊腥犬沸中原，五岳之中四岳昏。”（《登衡岳三首·羶羊腥犬沸中原》）王阮幼年时期，亲身经历了战火连天、国土沦丧的岁月，亲眼见证了民众在金军的铁蹄下痛苦挣扎、艰难求生的凄凉局面，因此他深刻理解百姓的悲惨生活，他的诗绕不开悯农的主题。任昌国县令期间在《劝农题吉祥寺一首》中写道：“农合巡门劝，僧烦倒屣迎。”王阮对农事是非常关心的，他亲自巡门劝农，鼓励农民耕作，同时也描绘了僧侣热情接待的场景，与僧侣之间的友好交流。

　　舟山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多山地和丘陵，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小，并经常有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南宋时期农耕技术更是不发达，种种因素下王阮为何还要劝农耕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解释：首先，农业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是稳定社会和保障民生的根本。王阮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是深知农业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因此鼓励百姓耕种，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舟山好佛之风自古颇盛。宋朝时期，普陀山已经成为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会出现一些当地农家子弟皈依佛教，造成劳动力紧缺的情况。王阮希望通过鼓励耕种，传承和弘扬这一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劝农的同时也为了劝化当地风俗，实行是非常有必要的。

　　再者，舟山地区以渔业和盐业为主，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王阮也意识到经济来源多样化的重要性，通过鼓励耕种，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来源，减少对单一产业的依赖，提高地区的经济抗风险能力。无独有偶，北宋早有苏轼在被贬谪海南时指出“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罶不足于食，乃以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他在诗中说“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珍怪是植”。因此苏轼劝勉岛民应该“春无遗勤，秋有厚冀”。

　　最后，即使南宋时期的舟山不利于大规模耕种，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耕种。在《定海县志》中记载了舟山出现的农作物“1975年在白泉十字路出土的夹炭陶中有谷物遗存，陶器器壁可以看到碳粒结晶，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就有水稻……宋《乾道四明图经》载富都已大面积种植水稻，产量无考……明天启年间有早红、湖州晚、早糯等。清光绪年间有六十日头、黄大莲（农作物品种）”，并统计“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蔬菜品种27种，明天启《舟山志》载26种”。因此王阮鼓励百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作物和耕种方式也并非忽略现实情况。

　　“明年吾更健，来伴此中耕”和陶渊明理想的生活有相呼应之处，其实王阮也一直非常仰慕陶渊明，“念此百年身，有此足以闲”（《和陶六诗·和归田园》）就表露出对陶渊明回归田园的那种生活状态的向往。

　　文人怀社稷，忧民煮海艰

　　王阮师承朱子，他的学问和政治立场无不深深镌刻着朱熹思想的烙印。朱熹对于佛教文化与老子思想的态度，可谓复杂微妙，既含批判亦存借鉴，但尤为显著的是他对那些偏离正轨、流于空谈、自私为道的学术流弊的严厉批判。而王阮在舟山时能够顺应民俗，亲自为百姓去普陀山祈雨。“念彼观音力，杨枝洒有秋。”（《普陀山观音岩祈雨》）他在这首诗中虔诚地祈求神灵慈悲，施泽百姓，彰显了他对百姓的深深挂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昌国留任期间王阮深入百姓生活，理解百姓生活的种种艰辛和不便，王阮留下的诗作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探究南宋时期舟山百姓生活状态的宝贵材料。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留别昌国五首（其二）》当时的海边人民无法以耕织为生，要从事艰苦的煮盐工作，“牢盆煮就”详细展现了百姓煮盐的过程，“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记述了舟山百姓们把握季节特点和利用自然规律谋生的智慧和辛苦。如果没有切身的体会和细致的观察是无法将百姓生活洞察得如此清楚的。

　　百姓顺应天时，辛勤劳作。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生活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定海县志》中记载：“到唐代定海已经成为全国9个海盐产区之一。盐，历来由官府专卖，寓税于价，唐朝时便‘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因此为防私漏，历代罚则严苛。”在王阮的另一首作品《昌国偶成一首》中则鲜明地表现了对百姓生活艰苦的体恤以及面对种种社会矛盾的愤慨：“诸邑皆山可夜驰，海中昌国力难施。风潮阻渡由天地，期会申严限日时。愿以老身从此免，忍将人命逼诸危。交门山下须臾死，肉食诸公知不知。”短短几句读得人悲愤交加又痛心无奈！

　　王阮在此为我们呈现了四对针锋相对的矛盾点：其一是自然环境与人的矛盾。首联置于一个自然环境大背景下，昌国多山的地理环境和风潮的自然力量使得人们难以施展其力量，这种自然与人的矛盾体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力，这也为下文昌国百姓受制于严苛的制度作铺垫。其二是社会制度与人的矛盾。“期会申严限日时”告诉我们当时社会制度对人的束缚。严格的期限和规定丝毫没有因地制宜，考虑各地百姓真实的生活处境，这不仅是某一条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压迫和限制，更是当权者不深入基层，不考察民情的结果。其三，社会上层与底层人民的矛盾。后两句直抒胸臆，“须臾死”和“肉食诸公”的对比直白地讽刺那些享受特权的统治者漠视百姓，漠视生命，只顾着贪图享乐，不食人间疾苦。仿佛可以听到诗人沉重叹惜和掷地有声的质问，其四，王阮还展现了他对于个人命运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当整个南宋朝廷已充满了危机和动荡，个体的安稳也是无从谈及，最终只能无奈挣扎，他在唤醒沉睡的众人赶快认清时局。

　　“当时底事乞身归，万物何曾与我违。最是临行更肠断，海鸥犹自斥船飞。”（《留别昌国五首·其五》）海鸥在船头盘旋，似乎在诉说着不舍与眷恋，临别昌国，他的心被无尽的离愁所缠绕。在舟山的两年时光虽然只是王阮政治生涯的一个篇章小节，但他留下的这些诗词作品，不仅使我们了解南宋时期舟山百姓真实生动的日常，还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位宋代士人的立体鲜活之姿。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