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富

　　“千万工程”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实践创新，其形成的“三位一体”治理经验为新时代乡村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石。在政策实施的逻辑框架中，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千万工程”的核心要义，更是其持续深化的基础保障——通过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确保政策落地生效，从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此治理场域中，舟山海岛乡村文化作为承载千年渔村历史的精神基因，其文化记忆的激活能够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注入内生动力。尤为重要的是，“千万工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使海岛渔歌、祭海仪式等文化符号转化为治理资源，进而通过文化认同重构实现治理效能的提质升级，最终形成“政策赋能—文化驱动—治理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海岛乡村文化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

　　海岛乡村文化在“千万工程”背景下，通过构筑情感治理根基、创新德治实践途径和推动产业治理闭环，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独特价值和实践路径。首先，海岛乡村文化构筑情感治理根基。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土文化秩序和村民价值观念，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舟山诸多海岛渔村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遗存，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建设乡村博物馆、民俗陈列馆能够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时代性修复和具象化传承，从而提升乡村居民对本地文化的情感认同。其次，海岛乡村文化创新德治实践途径。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是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必要举措。其中，德治是乡村治理的伦理根基。德治的发展有赖于乡村民众道德水平的集体提升，这需要发挥乡村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舟山渔民团结互助的精神及传统村规民约皆是宝贵的德育资源，如黄龙岛将“互帮船约”转化为《渔业纠纷调解办法》，化解了多起海上矛盾；普陀区组建的“东海渔嫂”调解队运用渔俗俚语开展法治宣传，实现德法融合。最后，海岛乡村文化推动产业治理闭环。乡村经济的壮大为村庄提供了公共事务资金，从而打造高效率的治理体系。而乡村文化通过“文化+旅游”“文化+产品”及“文化+节庆”等多种模式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实现“文化资本”向“治理资本”的转化。如小沙三毛文化游、新建村渔民画展、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等文化产品都促成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从而带动村集体收入实现突破。

　　二、海岛乡村文化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

　　在海岛乡村发展进程中，文化传承断层、文化理解弱化、文化权威解构以及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相互交织，削弱了乡土文化的社会治理效能。首先，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乡村人口外流造成了乡村文化代际传承的断裂，形成了“老匠人独守技艺”的传承困境。根据数据显示，2018~2022年海岛地区18~35岁青年外流率年均增长7.3%，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达61.5岁。这种断裂直接削弱了乡土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突出表现为在渔村纠纷调解中传统习俗援引率急剧下降。其次，文化理解呈现弱化。乡村农文旅融合在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土文化的过度商业化，使得乡村文化的原真性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文化认知的浅表化，难以发挥其原有效能。再次，文化权威遭遇解构。外来居住及旅游人口增多带来了多样性的文化，这对当地传统文化会产生严重冲击，主要表现在引发本土认同危机、文化符号替代、社区关系网络瓦解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位移等四个方面，本土文化的式微极易减弱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最后，治理机制不够完善。“协商共治”是传统渔村的治理模式，其实质是以“和合”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这与强调非人格化规则的科层制治理存在一定冲突，造成了治理效能损耗。在处理一些日常矛盾时，自主调解的成功率高于网格化管理信访办结率；而在涉及海洋纠纷时，行政调解满意度显著低于乡贤调解。

　　三、海岛乡村文化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的提升路径

　　为重塑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互动共生的格局，需要以完善传承机制、健全文化生态、强化韧性创新、优化协同治理为路径，从而全方位激活海岛乡村文化活力，为海岛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第一，完善培育青年文化传承人机制。以数字化手段实现趣味性传承。如通过VR技术复原传统祭海仪式、开发“海洋文化基因图谱”APP等举措提升乡村青年参与度；构建“老中青”三阶传习体系。加大政府补贴，引导建立代际传承契约；开发本土文化校本课程。以特色非遗文化为主题设计课程，并实行“双师制”。第二，健全文化生态型治理体系。建立文化承载力评估机制。收集乡村建筑数量、民俗活动频率、游客消费行为等数据，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商业活动对文化原真性的影响，控制商业化强度；以居民为主体重构利益链。在现有“村民议事会”基础上成立文化合作社，让村民掌握商业化决策权，从而赓续乡村文化血脉。第三，强化韧性建构与创新转化。增强乡村集体记忆，推动乡村口述史整理工作并将非遗内容并融入文化空间重构；设定文化遗产保护区，制定活态传承机制并进行分级管控。最后，优化协同治理框架。建立文化治理联席机制，尝试在科层体系内嵌入文化协商机制；赋权社区以提升文化自主权，可通过乡贤理事会等非正式组织承接部分治理职能；加快考核体系改革，将文化认同度、非遗传承等软性指标纳入政绩考核。

　　作者单位：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