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何为先生走了十多年了，常常想起他与他的散文。在他生前，记不清多少次踏入他在陕西南路一条弄堂内的老房子。进门是一间大客厅，连着朝南的小花园。我们就在靠窗的小桌旁坐下，品茗聊天，漫无边际。当然，谈的大多是文学。那时虽读过他笔下的故乡，却一晃而过，没多留意。直到近年，我经常往返舟山旅居，才知道何为的童年曾在那里生活过。回读他的作品，发现字里行间，都留下对故乡的一片情愫。

　　何为的母亲是舟山沈家门人，她嫁到舟山定海，生了五个子女，何为是长子，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为生活计，长年在外谋生，无暇顾及子女。何为从小与祖母一起生活。因祖父何瑞堂在上海开设鸿宝斋石印局，祖母就移居上海，把四岁多的何为带在身边。稍大些，何为随父亲何兆裕去其工作之地宜昌、汉口，并在汉口读完小学。十三岁随父母回到上海，读完光华附中，考入圣约翰大学。后成为《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上海清华影片公司特约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1959年调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辑组副组长，省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名誉主席。退休后回上海定居。

　　何为以散文名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以简约平淡见长，尤其融入一些故事元素，如人物的曲折经历，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引人共鸣，独树一帜。如《第二次考试》《临江楼记》等。然而，故乡情结一直是他写作的底色，他的记性特好，不少文章中，写到了他的童年，他的故乡。1960年7月，离开故乡三十多年后，他第一次返回浙江舟山定海，感慨万千，写下《我的祖母》：“我幼小的时候，父母亲离乡背井去谋生，留下我在祖母的身边，祖母是我的保护神。她给我讲天上神仙的故事，讲孟姜女寻夫的人间故事。祖母不识字，不过我总觉得她像是一本无字的书，书上写满悲欢离合令人神往的民间传说。我一知半解，却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他写故乡定海：“老家横塘弄直通一座古桥。定海城中的状元桥，历来称为定海第一桥，唯独定海是先有状元桥，后出状元。桥并不长，拱形的桥身高高隆起，依据地形，东边十九级石阶，西边二十一级，用巨石构筑而成。”他写童年老屋：“我一眼瞥见熟悉的月洞门。童话般的月洞门之间，天井里显得空旷开阔。花墙边上并列着几个大水缸，家乡俗称七石缸，用以承接檐下的雨水。我与小伙伴绕着缸边捉迷藏，骑木马，摆弄小乌龟，那是我嬉戏奔跑的地方。”关于家乡的话题，他先后还写过《小城大街》，写的是定海横塘弄老街上的一家旅馆经理，《登山记》写的是在普陀山登佛顶山之巅白华顶的感受，还有《照片上的童年》《普陀山三日记》等。

　　在何为眼中，那唯一的一次回乡，看到的状元桥，巨大的石阶改建后已不复存在。老屋的“院子和厅堂，都堆满了层叠的货包，原来多年以前，老家旧宅早已改成了百货店的商品堆栈”。他由此感叹道：“也许我最好是不要还乡，不要重返家园，不要寻求那逝去的旧梦。我不知道是有所得抑或是有所失。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变样。”  

　　那么，6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定海，想来看看何为先生的故乡和老屋，变化可称天翻地覆。这里，已是一片高楼林立的商厦了。所幸在定海老街一隅，还竖有一块石碑老弄牌，上刻“横塘弄”三字。

　　何为先生从福建退休后回到上海，他把上海看作第二个故乡。他的文学写作是从这里开始的，1937年第一篇散文《路》，刊登在《中学生》上，那年他只有十五岁。第二年参加上海各界民众组成的慰问团，秘密前往晥南慰问新四军，将见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见闻，回沪后写成散文编为《青弋江》，由万叶书店出版。他晚年在上海的旧屋里，写下更多的散文，出版了散文集《老屋梦回》《近景与远景》《纸上烟云》《何为散文长廊》等。后来闲聊时，得知他最感苦恼的是眼睛患黄斑变性，且日趋严重，有想写文章的冲动，却苦于无法执笔为文。一次，他说想把后花园重新翻修一下，在玉兰树旁再种植一些新的树苗，多看看绿色吧。我找了在园林局工作的表哥，总算了却了他的这个心愿。还有一次，走进他家，没有了往日的西洋音乐旋律，家中一片静寂，何老说，小音箱坏脱了，有啥办法口伐？一台音箱，对于一个视力很差、主要靠音乐相伴的独居老人，是何等重要。我立即找到好友调音师阿关兄，来到何家查看机子，三下两下便手到病除。听着美妙音乐重新袅绕屋宇，何老露出欣喜的笑容，说这些年除了音乐，还勉力给夜报写专栏文章，结集成“夜光杯文丛”中的《纸上烟云》，说着就取出书来，艰难地为我签名相赠。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专著，也是他晚年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