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佳梦 楼正豪/文 记者 张磊/摄

　　东海云廊是定海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有机载体，“兼山海之胜，融文化之美”，诸多文化景观意蕴深厚，涵蓄丰富历史元素。擂鼓山段“怀古园”中，立有五件石雕人物残像及两只石虎，这批石像原位于定海城北擂鼓山麓，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修建杨梅湾水库，部分用作石材。人物像分为武将身躯四种，文官身躯一种，其中两件武将残躯可以拼合。这批石像在艺术风格上与宁波鄞州区东钱湖南宋石刻一致，石质均为产自鄞江镇的梅园石。南宋石刻公园散立石像中有一尊武将的甲片形制与舟山石像相同，因而断定舟山城北擂鼓山石像为负责东钱湖石作的宁波石匠所制，年代为南宋。据文物部门统计，浙东南宋墓前石刻总量约300件，东钱湖区域集中了近200件，其中史氏家族墓道石刻占据八成以上，约160件。

　　关于舟山石像墓主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种推测：

　　一、郎惠说

　　1626年的《天启舟山志》卷二《闾里·坟墓》载：“郎枢密墓，城北三里杨梅山。”杨梅山正是擂鼓山东部，属擂鼓山的一部分。1715年的《康熙定海县志》卷五《闾里·冢墓》称：“郎枢密墓，城北三里杨梅山，冢址尚存。讳惠，字无考。”更说明这批石像就是郎惠墓道上的，但《天启志》《康熙志》的《选举》《名贤》内容中皆无郎惠生平。1882年的《光绪定海厅志》卷廿六《古迹·冢墓》又云：“丞相郎惠墓，在城北叠石岭。”叠石岭即今定海鸭蛋岭，与擂鼓山有三四公里直线距离，又将丞相郎惠墓归入明代，当有误，并且在《人物》部分亦无郎惠介绍。那么，舟山史上是否有丞相郎惠其人？

　　查遍宋史史料，无关于郎惠之记录。舟山有郎家桥、郎家庙、郎家岙等地名，史上一定有成规模的郎姓聚居地，但作为宋代一品官的郎惠却在任何史书中找不到痕迹，令人匪夷所思。是否由于南宋末期历史档案都被战火无情销毁了呢？据《元史·董文炳传》载，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落之时，元将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曾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高峰，除官方的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会要之外，还有私人撰写的各类编年史、纪传体史书和笔记小说等，均未提到曾任枢密院使的郎惠，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位人物。

　　二、应㒡说

　　宋代实行二府三司制，官品共分十八个级别，第一至三品为上品决策机构。从与东钱湖石像的对比可知，只有与史氏家族相当的国家领导阶层才可享有这样的石像。舟山在南宋时期只产生过两位上品官员，一是应㒡，二是余天锡，均做过宋理宗时代的参知政事。南宋以门下、中书侍郎作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的职称，与宰相、枢密使及副使合称“宰执”，官等为正二品。

　　《宋史·应㒡传》道：“应㒡，字之道，庆元府昌国人……（淳祐）九年拜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乞归田里。”《宋史·理宗纪》又称：“（宝祐）三年……八月……辛卯（即二十七日），应㒡薨。”可知应㒡卒于宝祐三年（1255），但未有享年。从《天启舟山志》《康熙定海县志》到《光绪定海厅志》，均载“参知政事应㒡墓在城西二十五里浦东”。笔者跟随舟山文史专家们去定海区双桥街道浦东村考察，周边上了年纪之人均能指出应㒡墓原位置，并明确表示过去墓道上有石人石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为平整土地而将石像群敲碎，有的石材用来盖房子。如今置于舟山博物馆旁的一对石羊就是当年抢救出的文物。既然应㒡墓位置明确，又不会有人将此处石像搬到近十公里外的擂鼓山，那么石像墓主便排除应㒡，最大可能是余天锡。

　　三、余天锡说

　　《宋史·余天锡传》载：“余天锡，字纯父，庆元府昌国人。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性谨愿，绝不预外事，弥远器重之……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舟抵西门，天大雨，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可避雨，如其言过之。保长知为丞相馆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孙也。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问其姓，长曰赵与莒，次曰与芮。天锡忆弥远所属，其行亦良是，告于弥远，命二子来……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于纯父家。’遂载与归。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未几，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为理宗……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国夫人，寿过九十。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而天锡卒。赠少师，寻加太师，谥忠惠……弟天任为兵部尚书。”

　　由史料知，官至南宋参知政事的舟山人余天锡（？~1241）与宁波史氏家族关系紧密。他是权相史弥远（1164~1233）的心腹，年轻时被史弥远延为弟子师，助其立赵与芮为沂王嗣。后在史弥远操控下，赵与芮即帝位，是为理宗。余天锡在拜相前过世，弟余天任为从二品兵部尚书。

　　见于史载的余天锡墓有两处，一在宁波奉化，一在舟山。成书于1468年的《成化宁波府志》卷一《山川志·奉化县》云：“西圃山，上有宋余天锡墓。”今此地无迹可寻。成书于1626年的《天启舟山志》卷二《闾里·坟墓》载：“余太师墓，城东七十里小展岙之南。”舟山市定海区北蝉小展村有余天锡墓，为近来新造，原墓已毁，并未发现有任何石像。小展余氏为余天锡后裔，但并非从宋代至今一直生活在当地，约于明末清初由宁波迁来。舟山自明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海禁，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倭患渐除，才有居民陆续迁入。《天启舟山志》的作者何汝宾于天启二年（1622）调任昌国参将，次年被擢为宁绍副总兵，仍驻守舟山，天启六年（1626）去职，迁广东都督佥事。何汝宾所录余天锡墓很可能是余氏后裔回迁舟山后，为祖先所造的衣冠冢。而真墓在擂鼓山一带，不知因何原因，何汝宾及后来清代舟山方志撰者均录为“郎枢密墓”或“丞相郎惠墓”。

　　笔者推测舟山擂鼓山“怀古园”石像主人为余天锡的理由如下：首先，宁波同一风格的南宋石像多属于史氏家族，余天锡是南宋舟山地区与史弥远关系最近，且为正二品官阶的高级官员。余天锡去世后，其墓葬石像由专为史家服务的石匠集团在宁波制作，经海路运至擂鼓山。其次，舟山市定海区北蝉小展村的余天锡墓址及周边，历史上未曾发现过石像，疑是后代所造纪念祖先的衣冠冢。再次，余天锡的谥号是忠惠，与舟山古方志在擂鼓山所标注的丞相郎惠墓存在一定联系。最后，舟山石像与宁波东钱湖余天任墓道文武石像形制一致，由同一批石匠集团负责余氏兄弟墓道石像制作的可能性很大。

　　四、其他说

　　除上述说法外，地方史学者还曾提出过“孙枝说”“袁甫说”“宋高宗随行高官说”及“流配官员说”等假设，现逐一分析如下：孙枝仅见于舟山地方志记载，《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天启舟山志》《光绪定海厅志》称，孙枝与二子同登进士第。孙枝擅长军事，官职为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参军”或从九品的“迪功郎”，二子散官阶均为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虽然史载孙枝墓在舟山城北，但官位太低，无法享用如此高规格的石像。

　　袁甫在正史中有传，《宋史·袁甫传》载：“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袁甫是“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1144~1224）之子，官至从二品兵部尚书。《天启舟山志》卷二《闾里·坟墓》载：“袁状元墓，墓有二：一在岱山梁家桥之西。一在城东二十里，陈家岙之南。”《天启舟山志》卷三《人物·名贤》称：“袁甫，字广徵，岱山人。少微寒，失怙恃，漫迹于鄞慈间。尝受业慈湖、絜斋二先生之门。”袁燮、袁甫父子为鄞人，《天启舟山志》竟指为舟山岱山人，更不知絜斋先生袁燮便是袁甫之父。宁波古方志中有袁甫墓在鄞县的确切记录，《天启舟山志》的说法可信度不高。

　　最后，由于宋高宗于建炎四年（1130）为避金兵曾驻跸舟山，因而有随行高官死在舟山，留下大墓的观点，以及有南宋大官流配于此的主张，均无史料支持，不足为信。

　　瞻怀古迹，启索探脉，古代石像是定海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展现。擂鼓山段“崇文重学”，作为舟山海岛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文化获得感。关于石像的主人是谁，虽无法下定论，但为余天锡的可能性很大。旧传舟山城北擂鼓山下有海路，具备石像由宁波运来的运输条件。从宋至清，宁波梅园石曾远输日本，运抵舟山则不在话下。但在直接证据出现之前，“余天锡说”也仅是众多假设的一种。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