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正豪 胡悦

　　历史上，到过中国普陀山的古代朝鲜半岛人士不计其数，从“新罗礁”“高丽道头”等地名的出现便能知晓。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描述昌国县宝陀山时称：“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梅岑山》条载：“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在史籍中留下姓名的古代朝鲜半岛造访者有高丽名臣金富轼，高丽忠宣王王璋，高丽僧慧勤，朝鲜漂流民金泰璜、崔斗灿、梁知会、金光显等。

　　一

　　韩国现存最古正史《三国史记》之纂者金富轼（1075~1151）既是史学家，又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曾三次使宋，第一次是在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七月，作为文翰官随使团入宋；第二次于高丽仁宗四年（1126）九月，以枢密院副使官职率使团如宋；次年的仁宗五年（1127）五月，金富轼第三次使宋，到达明州后，“会金兵入汴，道梗不得入，癸卯乃还”。金富轼三次皆由明州港进出，有在普陀山停留机会，正好于朝鲜文人徐居正编纂的《东文选》里发现了一首金富轼所作的七言律诗《和副使侍郎梅岑有感》，《普陀山诗词全集》未收录，他无疑到过普陀山。

　　全诗曰：“中华地尽水茫茫，百尺张帆指故乡。天阔波涛浮日月，雨余云雾衬峦冈。黄昏沸沫惊心白，朱夏浓阴著面凉。虽喜王庭行复命，犹思帝所乐洋洋。”从诗题、首联、尾联来看，金富轼怀着愉悦心情，顺利完成国家使命，即将荣归故乡，其情景当发生在第二次使行回国时。因为1126年这次，他正是使团大使，拥有与副使侍郎唱和的身份。

　　近两百年后，普陀山迎来了一位高丽国王——忠宣王王璋（1275~1326）。由于高丽曾是元朝的“驸马国”，高丽国王皆须来中国朝觐或宿卫，作为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长子的忠宣王王璋，曾十一次入元。延祐六年（1319）三月，崇佛的忠宣王携陪臣权汉功、李齐贤等，至宝陀山降御香。李齐贤一路所记山川胜景，编为《行录》一卷，部分保留在文集《益斋乱稿》中，有纪行诗十四首及长短句两阙，可惜写普陀山之诗全部佚失。

　　紧接着参访普陀山的高丽人，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慧勤禅师（1320~1376）。据《慧勤塔铭》载：“寻师中国之志决矣，戊子（1348）三月，至燕都……是春，南游江浙……辛卯（1351）春，抵宝陁洛迦山，拜观音。”慧勤在中国求学十年，回国后受封王师。

　　二

　　高丽时代有名可考、到过普陀山的朝鲜半岛人拥有政治家、国王与求法僧等身份。进入朝鲜时代，两边都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朝鲜使臣都是通过辽东前往北京，根本无法领略江南风光，能够到访普陀山者，只有随风而来的漂流民了。

　　1687年，济州人金泰璜一行出海遇风、漂至安南，后由在安南的浙江商人送至中国。1688年11月29日，他们在舟山候风，几日后登临普陀山，普陀院方丈赠诗一首：“万国原来只一家，衣冠文物等中华。有缘得晤诸公面，千里风云信手拿。”半个月后出港，他们顺利回国。

　　1818年4月10日，崔斗灿、梁知会一行在济州岛遭遇风暴，经历十六天漂流，至普陀山。崔斗灿《乘槎录》四月廿六日记内容如下：

　　余见海上有山，问曰：“是何山？”曰：“普陀。”见山上有寺，又问曰：“是何寺？”曰：“观音寺。”“寺属何县？”曰：“属定海县。”盖宋帝昺为元兵所逐，与张世杰避地处也。在《禹贡》为杨州，在三国时为滃州，在赵宋时隶福州。青山似画，土海如金，点点岛屿，片片渔船，据名山，尽非虚语也。沙门五百余，皆以熟石布地，地多紫竹林。房舍之多，至于三百六十四刹，一房为一刹，康熙皇帝以银百万两重修者也。华人所谓，天下第一道场也。栋宇之制，则金玉其瓦，锦绣其饰。回廊曲庑，周墙复壁，或铜柱，或石门，入者不得其户，出者不知其路。僧徒之衣服履舄，皆以锦绣缘饰。贾生所谓倡优之帝服，墙屋之纹绣，岂或中国之遗风欤？留寺中四日。

　　梁知会《漂海录》相关日记内容如下：

　　余问：“此地何地？”答曰：“此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也，即古南粤之地。”仍指水路曰：“此去八十里余，有普陀山观音寺，寺之师僧好施积善，必为救之矣。”即引船促发，才到山边，别遣我等于山涯而去。余乃与众谢德，而攀崖缘嵴，列坐盘岩，爇竹休歇，俯视海澨。天晴波阔，万里一色，眼界无边，真天下第一壮观地也。况几死之余，幸得再活乎？山行十余里，十颠九倒，寸寸前进，仰而视之，峰峰石立。总是老人、佛童子、佛也。俯而观之，滔滔波阔，无非青雀舳、黄龙舳也。至沙门三里许，熟石铺迳，而洞口水田有苗青青。中有大池，水光莹莹。余等纵目聘览，浮楼飞阁，丹碧照辉，金瓦玉甍，杂以青红虹门石桥左右森列，千门万户次第排开。又有一大铜柱，其大数围，柱上构一间飞楼，疑是模得乎汉武承露盘制度，而高揭云衢，仰莫攀附。富商大贾，列廛左右，奇玩锦绣，骇人心目。熟石筑垣，其高数丈，而中有莲塘。塘下又有虹桥，狮形猫像之石，磊磊模立于桥上矣。其他水车灌苗之制，石碑写篆之文，不可殚记。而沙门有三，闭中开夹。余与众偕入，有一老僧衣巾曳舄，饰以锦绣。前拜导入客堂，书问曰：“汝等何国人？何所业、何所向也？”余乃书示实情。老僧进茶粥各一器，众皆饫饱。时四月之念七矣。呜呼！我东之于中国，古今奇迹佳咏，无不出来，而一山一水之奇，孰不可坐而致之，则唯兹浙江省普陀山观音寺，何以藏奇匿踪，无闻无传，而乃待吾等今日之漂赏也？呜呼！其非气数所使也欤？余乃书僧徒曰：“吾等或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寸草之晖，太行之云，无日不望埙箎之乐、掌珠之美，无夜不梦而万死一生。幸踵山门，荐被恩眷，他日相思，庸有其极而？但故国山川，敻阔如梦，归思茫茫，何以为情？唯愿活人佛指示生路，亟使狐邱，岂不美哉？”老僧书答曰：“昨已报县，当待处分。”于是，余与金君不胜岑寂，步出沙门。曲廊平庑，处处萦回，岩迳石路，步步逈绝，层层奇岩，皆是石佛之像。片片山庵，无非珠构之状。山嵴有一小庵，别区名胜，殆难笔记。而遥看一处，又有大庵，竹林猗猗，石角层层，海色入户，山光映簾。礼衣道衲，列坐讲道，真可以涤人尘虑，依然有遗世超俗之想。而乡关一念，铭在肺腑，其敢为此而暂弛乎？一僧前拜导入，亦问我情，进茶供食，而各设踞床，主宾分坐，堂室之玲珑，殆不可名言。红簟青簟，丹纱碧纨，左右锦障，丹漆辉煌，前后乐词，音律调畅，看来僭法大异吾东，而盖其俗然耳。余与金君出而复路，佛堂千间，缁房万数，甍飞半空，盆列百花。佳木异卉形形色色，黄鸟玄禽处处声声，亦一奇观也。见其僧俗，或讲道、或业农功，而厩养农牛，皆是犀也。角长尺余，形如烧炭。酒商饼贾，往往列肆。俄有一老僧，前导上堂，各色花盆，照耀成行。百种驯禽，飞鸣作群。又进茶饭如是者，已数日矣，县主果送差船四只，领去。是夕，步出沙门，跟到船沧，凡五里许，皆石迳也。一湖两岸，皆筑熟石，石佛千状，次第模立。遂一齐登船，待晓而发，乃五月初一也。

　　梁知会描述普陀山之字数是崔斗灿的四倍，两人都看到了海天壮阔、渔舟竞发、殿宇巍峨、砌石严整、花木繁茂、僧装华贵之象。梁知会在与老僧的笔谈中，庆幸大难不死，表达了思乡之情和不知如何回国的苦闷。总之，普陀山是两人初到中国之地，他们皆以充满好奇的异国人之眼，细致观察中国的万千风物，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还有济州金光显等七人，于1828年9月16日漂流至普陀山，后来朝鲜外交官朴思浩在北京采访了他们一行，于《心田稿》卷二《留馆杂录·耽罗漂海录》里留下“普陀山，海中名山，寺刹精丽，花卉繁华，可谓仙境”之语句。

　　三

　　虽然梁知会在《漂海录》说“则唯兹浙江省普陀山观音寺，何以藏奇匿踪，无闻无传”，似乎表示自己在本国没有听说过普陀山之名，但实际上，朝鲜文士们通过阅读朝天使、燕行使从带回的中国书籍，很多人都知晓中国的普陀山。例如朝鲜后期实学家李圭景写了一套百科全书《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在第一册《天地篇·地理类·山》条目写道：“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搭拉山也，亦谓观音现身之地。”“厄纳忒可克”是古回鹘语的印度，“土伯特”是吐蕃，明言世界上的普陀山有三处，一在印度，一在浙江，一是西藏布达拉山。

　　又如，1655年朝鲜通信使南龙翼在日本广岛县的观音信仰道场磐台寺与中达和尚唱和，中达作诗：“试看桑域有梅岑，五五圆通亘古今。自是松风传梵呗，补陀岸畔海潮音。”南龙翼立即次韵和诗，表明“梅岑”是日本与朝鲜文人圈常用的典故。

　　普陀山在历史上历经磨难，几废几兴，如今迎来了和平发展的美好时代。中韩两国间的人员、物资、文化往来愈加频繁，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将永远延续下去。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