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浓水

　　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外籍老师庄士敦，在其所著《佛教中国》许多内容涉及舟山和普陀山。舟山本地学者翁洁静将这些内容单独检出，翻译出版《馨香永溢的“小白花” 庄士敦眼中的普陀山》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尚书·禹贡》里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荒岛岛民’和他们的祭品‘草编服’。一些中国评论家认为，这篇记录了三千年前发生事件的文章谈及的可能就是舟山岛民。追溯到有更确凿可靠的历史记载时期，我们发现:两千到三千年前，所有的舟山岛民均为土著人（古越族之外越人）。这些土著人构成了半野蛮诸侯国——‘越’的部分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越’曾是古代中国东部地区一支最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甚至晚到汉代，舟山岛民无疑被认为是‘非华夏人种’。当时他们被称为‘东鳀人’，汉字‘鳀’的结构，是象形字‘鱼’和‘野人’的组合。”

　　庄士敦这段话包含了“荒岛岛民”“草编服”“东鳀人”三个要点。它们这都围绕“舟山岛民土著”展开。对此，学界观点分歧不一。本人不才，试作抛砖之论。

　　一、关于“荒岛岛民”

　　庄士敦说《尚书·禹贡》提到的“荒岛岛民”，指的“岛夷”。但《尚书》记载“岛夷”有两处。一是“岛夷皮服”，二为“岛夷卉服”。

　　根据孔颖达的注疏，前面一个“岛夷”，应为“鸟夷”，孔颖达说：“孔读鸟为岛。岛是海中之山，《九章算术》所云‘海岛邈绝不可践量’是也。《海曲》谓之岛，谓之海曲有山夷居其上，……郑玄云：岛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王肃云：岛夷，东北夷国名也。”

　　孔颖达注疏的第一句“孔读鸟为岛”非常关键，原来在孔颖达看来，是孔安国在整理《尚书》时，将原文中的“鸟”字，错“读”成了“岛”。所以陆德明“《海曲》谓之岛”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实际上是说“这里所谓的‘岛夷’，海曲人都称为鸟夷”。他引用郑玄和王肃的观点，说这“岛夷”国位于东北之地，岛夷人是“东方之民”，以狩猎为生。

　　为什么会出现“改鸟为岛”这种错误呢？是因为在上古时代还没有“岛”字，那时候要表达“岛”这个意思，就写成“上鸟下山”的“生造字”，而这个表示“岛”意思的新字，读音就是“鸟”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这个字表示“海中往往有山可依靠”。他指出这个字的意义“从山”，读音为“鸟声”。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岛”字就读作“鸟”，所以《汉书·地理志》把在冀州、扬州出现的“岛夷”，都写作“鸟夷”。到了《史记·夏本纪》里，冀州仍然是“鸟夷”，但是扬州已经变成“岛夷”。然而“据清人王先谦考证，原亦作‘鸟夷’，‘后人妄改’。《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鸟夷’而无‘岛夷’。据此，则‘岛夷’实为‘鸟夷’之误，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岛夷必定居住海岛之说。”

　　在依靠手抄本传播的古代早期，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错改、错读屡屡发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错误，有些可能无伤大雅，但有时候却直接影响事情的性质。究竟是“鸟夷”，还是“岛夷”，不仅是文字之差，其所指对象的位置，更有天地南北之别。因为如果是“鸟夷”，那么其位置在北方冀州，现今河北、渤海湾一带，也就是陆德明所说的“北夷国”所在。如果是“岛夷”，其位置就在扬州一带了。

　　孔颖达著《尚书注疏》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此他把《尚书》中涉及“岛夷”的两段记载，明确地进行区别。他指出第一个“岛夷”有可能是为“鸟夷”之误，而对第二个“岛夷”，他特地注疏说：“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

　　二、关于“草编服”

　　《尚书·禹贡》所记，究竟应该是“鸟夷”还是“岛夷”，孔安国有没有进行过“私改”，由于原本《尚书》已经不存，已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许多人就把重点转移到了“皮服”上，也就是庄士敦文中所说的“草编服”问题。

　　陆德明就把“岛夷皮服”放在一起进行阐释。他说“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意思是居住于岛上的人们，靠动物毛皮御寒。他们所能呈上的贡品，也就是这种“皮制服”。以前生存困难，上贡少，现在不但有皮衣穿，还能上贡一些，说明“明水害除”，水灾已经消退。孔颖达《尚书注疏》，对“皮服”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可见这种“岛夷”之民，穿的都是动物皮毛，狩猎特征明显，与捕鱼为生的舟山海岛居民，差异极大。

　　我们来看第二条“岛夷卉服”。

　　陆德明是这样为“岛夷卉服厥能织贝”作“音义”的：“南海岛夷，草服葛越。”注释“织贝”说：“织：细紵；贝：水物。”

　　孔颖达《尚书注疏》：“《释》草云艾草。舍人曰凡草百，一名艾。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

　　可见所谓“卉服”，是用草编织的衣服；所谓“葛越”，是用葛藤丝纺织的“葛布”，这与北方“岛夷”（鸟夷）用动物皮毛制作衣服完全不同。

　　这样，通过“皮服”，也就是“岛夷”人生产和穿着的服饰，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尚书·禹贡》有关“岛夷卉服厥能织贝”所记载的“岛夷”，就在扬州也就是古代扬越所在一带的海边海中。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有人继续缩小“岛夷”人活动的区域。魏篙山《岛夷释》就将这“扬州之地”发展至沿海地区:“岛夷当指居于我国东部大陆沿海过着狩猎生活的原始部族。”这与孔颖达“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的观点，非常一致。

　　“扬越”是百越的一种。孔颖达《尚书注疏》所引述的左思《吴都赋》“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指用芭蕉叶提炼制成的布，它与葛布一样，质量上乘，比罗纨还要柔软。之所以叫“葛越”，主要是越人生产和穿着。这里，因“葛越”布，《尚书·禹贡》与越地有了关联，从而也与舟山群岛有了联系。

　　而这正是庄士敦所表达的观点。与此有关的，还有“东鳀人”问题。

　　三、关于“东鳀人”

　　“东鳀人”的最早记载来自于《汉书·地理志》:“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鳀”指鲇鱼。现今的鲇鱼为淡水鱼，古时候很可能淡、咸水域都能生存。鲇鱼个头很大，据说其鱼皮可以制作衣服。

　　“东鳀人”，其意很清楚，指的就是东方以捕鱼为生的人。这个“东方”位于“会稽海外”。这里的“会稽”指的是绍兴。“会稽海外”显然是指绍兴东北面也就是钱塘江口外东海上的某处。

　　但是这个“某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学界至今还在讨论。有人认为是指日本，有人认为是指台湾，但也有人认为是指舟山群岛一带，至少庄士敦为“东鳀人”就是指古代舟山“外越土著人”。

　　“岛夷”为舟山群岛的说法，最早来自于元代吴莱《甬东山水古迹记》：“夫昌国，本《禹贡》岛夷，后乃属越。”[（元）吴莱撰：《甬东山水古迹记》，（明）周应宾《普陀山志》，武锋点校本《普陀山历代山志》，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意思是说，现在的昌国（舟山），就是《禹贡》所记的“岛夷”，远古时代属于土著部落，后来成为越国的一部分。

　　著名历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陈碧笙先生也持有类似观点：“‘岛夷’虽未完全消失，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或亦较为疏远，但既然保持有一定的贡赋往来，其住地当为靠近大陆的某些海岛。这些海岛，就冀州‘岛夷’说，似当求之于黄海之长山群岛或渤海之庙岛群岛；就扬州‘岛夷’说，似当求之于东海之舟山、嵊泗群岛。”

　　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岛夷’是指今舟山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推敲。舟山在春秋时是吴越的地方。越的中心就在会稽（浙江绍兴）。舟山对会稽而言近在咫尺,早已是‘管内’的了。《史记·吴世家》记载：越灭吴后,‘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越王句践想把他安置在那里养老终身。这样的地方，在《禹贡》时代怎么会称‘岛夷’呢?《禹贡》是儒家的经典，封建士大夫修山川地志，都想从这部经典中找到根据，因而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看来吴莱是犯了这个毛病”。应该说，这个反驳是很有力度的。

　　四、结语

　　我们认为，说“东鳀”人是舟山土著，既正确又不正确。因为“东鳀”人是一种泛指，泛指生活在舟山群岛、日本列岛、台湾澎湖列岛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外越”人。正因为都是“外越人”，也就是广义上的“中华人”，所以他们的“岁时来献见”，就不同于一般的海外番邦的朝贡，而是既有朝贡，又有“回家探亲”的意味，所以《汉书·地理志》既强调了他们与“会稽”（百越的中心）的关系，又突出了“献见”，即既“献”（朝贡）又“见”（探亲相见）。

　　所以说“东鳀人”，肯定包括了舟山群岛上的“土著先民”，但也不仅是指舟山群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