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正豪  龚忆梦

　　《公墙碑记》原立于定海城隍庙附近，现收藏在舟山市档案馆，高206厘米、阔70厘米、厚15.5厘米，由王修植撰文、武联逵书丹，立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碑额为“公墙碑记”，碑文作“定海公墙记”，石碑四边有人工凿刻痕迹，下方有一穿洞，可知此碑曾作他用。

　　公墙碑记

　　定海公墙记

　　古者民间门闾垣墉之政，皆官为之治，随时戒约而申令之。故《小戴记·月令篇》曰：“孟秋之月，命百官修宫室、坏墙垣。”自井田既废，而后民间造作皆听其自置，自此不复官为监举。此定海公墙之作，所不能不备书颠末，以志善政，述盛德，而为今世之民牧者劝也。定海向无公墙，光绪辛卯春二日，民房失慎成灾，人咸尊黄公海珊率夫役、会兵弁，竭力捍御，而阛阓鳞比，此熄彼然，燎原之势难施补救。火既灭，即出俸钱抚灾民，乃召诸父老，告曰：“吾比见火之作，凡遇高垣城墉，其势辄阻遏不得逞。今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其不可不亟筑公墙，以为备预不虞之地。”爰即以状，闻于大吏，并陈善后事。而中丞崧公、观察吴公亦先后间警委员勘验、抚恤。既而中丞复檄，委观察赍洋泉千有六百圆，躬诣定海，为创造公墙之需。即诹日，鸠工庀材，踰月而事蒇。

　　墙既成，邑人谋所以久之者，属书于余。余曰：“夫众人可与乐成，难于图始。方火之作也，诸皆失丧，踵顶顾救不暇，方戚然，虑旋定安集之不易易，而重欲兴大工、动大役，则莫不窃窃然议之，以为其事之迂，收效缓而成功难也。而黄公海珊独毅然决然，志在必行，行在必成，卒以收捍灾卫难之功，为绸缪先事之计。今向之议者，亦且□而乐之矣。其利赖于吾定之民者，岂浅鲜哉？”余既喜黄公之能师古，以为善政；尤喜中丞崧公、观察吴公能并成黄公之志，以保我桑梓，故乐为之书，而即以告今世之凡为民牧者也。

　　是役也，筑公墙凡八堵，为时凡两阅月，用民力不知凡几，縻洋泉凡四千七百十余圆。以千金为定民抚者，杭州善士丁君松生也；在上海劝输集赀，指率洋泉千圆恤灾民，继复以洋泉三千圆助筑公墙者，湖州善士施君少钦也；赍银来定而襄事者，少钦之子志仙及吾乡王司马克明、朱明府葆三也；始终董其事者，邑人林封翁感亭、高广文柳堂、孙中翰雪湖、陈孝廉怀之也；操畚尺监工者，邑人武司鹾新余、朱明经萃夫、许明经召庐、金茂才壬甫、朱茂才捷三、白职员复三、陈上舍晓雯、郑上舍莲溪暨市上诸君也；颜墙之眉，而并书其颠末以勒之石者，太史氏王菀生也，皆例得备书。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邑人王修植撰。庠生邑人武联逵书。光绪十七年七月日吉

　　碑文开篇道，古代修筑城门、城墙，皆由天子遣百官负责，随时监督、命令工程。故而引用《小戴礼记·月令篇》曰：“孟秋之月，命百官修宫室、坏墙垣。”自西周“井田制”废除，民间工事皆由地方自治，没有中央指派官员监举协助。因而定海修造公墙的缘由经过，不能不大书特书，以表彰善政盛德，可作为对当今地方官的勉励。定海过去没有公墙，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二，民房不慎失火成灾。当时定海直隶厅同知黄树藩（字海珊）率领官民竭力灭火，但是街道店铺鳞次栉比，此处熄灭、他处又燃，费尽周折才将大火扑灭，黄同知又出俸钱，安抚灾民。考虑到今后若再有火情，难施补救，黄同知召集诸位父老，说道：“我见到大火燃起时，凡遇到高墙城垣阻隔，火势便能得到遏制。如今亡羊补牢、时尤未晚，应马上修筑公共防火墙，以防不虞。”随即，黄同知写信向上级汇报，得到浙江巡抚叶赫崧骏与宁绍道台吴福茨的积极响应，派人前来勘验、抚恤，后来叶赫崧骏又复函委派吴福茨亲至定海，送六百洋圆以作创造公墙之需。立即选定吉日开建，过了一个月便竣工。

　　建成后，乡民为了公墙能够永存，请翰林院庶吉士王修植撰文立碑叙述因由，他说：“对百姓而言，只能与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而不能在开始时一起谋划。当火灾起时，大家皆是惊慌失措，不顾一切地救火，火灭后，民众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紧接着马上又被动员兴工，没有人不悄悄地说，工程进度肯定缓慢而成功难。但是黄同知独毅然决然，志在必行、行在必成，终于建立公墙，实现未雨绸缪的愿望，当初议论的人也乐观其成。此举依靠的都是定海百姓，谁说他们的力量是微薄的？”王修植最后表明自己乐于撰写碑记之目的，在于歌颂黄公能够效仿古代的贤官而作善政、巡抚叶赫崧骏与宁绍道台吴福茨能够成全黄公心志而保我桑梓，他们都是当今父母官的好榜样。

　　碑文接着写道，这项工程修造了八道公墙，工期两个月，不知用了多少民力，共花费洋元四千七百十余圆。捐献善士众多，有杭州丁松生、湖州施少钦与施志仙父子、定海王克明与朱葆三等。丁丙（1832~1899），字松生，晚清杭州著名士绅。太平天国战争时，因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功，任江苏候补知县，又加同知衔。但他并未赴任，而是以绅商、藏书家、慈善家等身份活动。他与杭州众士绅联合，创办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救济组织“杭州善举联合体”。1889年，丁丙等人为振兴民族工业，在杭州拱宸桥西创建杭州通益公纱厂。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资源并亲历亲为之成果。施善昌（1828~1896），字少钦，晚清上海丝织业和丝织品贸易的领导者，长期担任上海丝业会馆总董，主持上海仁济善堂，并将这两个机构都办成了全国性的筹赈中心。定海人王克明与朱葆三（1848~1926）是晚清上海商界的领军人物，上海滩曾流传一句话说“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葆三一封信”，他们致富后都不断回报家乡、造福桑梓。此外，从始至终的主事者有林感亭、高柳堂、孙雪湖、陈怀之；亲身参与工程者有武新余、朱萃夫、许召庐、金壬甫、朱捷三、白复三、陈晓雯、郑莲溪等等，都不应被忘记。

　　碑文最后，王修植说列举作过贡献之人，也得把撰写碑记的自己算上。王修植（1860~1902），字菀生，1890年赴京参加会试中第，是定海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又通过“朝考”，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王修植从舟山前往天津，1896年出任北洋大学头等学堂总办，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驱。书丹者武联逵无考。

　　如今，定海城中还有四道公墙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