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记忆

王辉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3年03月01日 第 04 版 )

  □王辉

  1978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几天前还在嵊泗县菜园菜场卖酱油酱瓜的我,坐在了杭州大学教育系的137号阶梯教室内,参加新生入学典礼。

  我于当年夏天参加高考,是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二届大学生。

  高考刚恢复那几级的大学生年龄跨度特别大,我们班同学大的三十出头,小的十七八岁,我是班级里最年轻的3个17岁学生中的一个。一方面由于年纪小,另一方面我从小偏处海隅,在上大学之前也没出岛见过什么世面,所以进入大学后,在阅历较为丰富、思想相对成熟的年纪较大的同学面前,我常常自愧不如,有一种无形的自卑感。

  除此之外,还有学习上的压力。虽然我是以海岛小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大学的,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班里的同学都是百里挑一的,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知识基础较为厚实,知识面也更为广博,我与他们相比不仅毫无优势可言,很多方面还相形见绌。

  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不仅知识的广度深度有所欠缺,而且在学习态度上,总有比你刻苦用功的同学。即便我有时候早上五点三刻起床想早一点到教室里去早自习,但在去盥洗室洗脸刷牙的时候,就发现有班里同学早已坐在寝室楼外面的角落上在晨读了。那种“己不如人”的苦闷更加重了自己的焦虑。

  还有,教育系并非是我自己填报的志愿,我进校时连教育专业究竟要学点什么都不知所云。后来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专业课程,给我的感觉不仅晦涩深奥,而且非常枯燥乏味,以至于我对这些功课没有什么兴趣。

  刚刚恢复高考后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在外人看来都是天之骄子。但我在刚入大学的一段时间里却有着一般人不知的许多苦恼,那时候我也完全不懂什么叫心理调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生机勃发的年代,也是整个社会渴望求知的年代。我们这些青年学子都深知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肩上都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求知欲非常强烈,面对任何困难都毫无气馁。我也一样,在苦恼面前没有一筹莫展,而是经常在心里默默地勉励自己:在大学期间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勤奋努力,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对教育学兴趣索然,但对其他方面的人文知识倒是兴趣广泛,因此从第二学年开始我有意识地读书读得杂一点,课余时间涉猎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阅读了不少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当时,学校会不定期在大阶梯教室举办各类讲座,我都千方百计地前去旁听。记得学校举办过一次“百科知识”竞赛,我报名参加了比赛,并在竞赛之前到校图书馆里借了各类文科辞典起早摸黑地阅读,尽管没有获得名次,但人文的种子在自己心底扎下了根。

  我有一次听历史讲座时,讲课老师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学里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养成学习的良好方法,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对自己终生受用。从此我开始琢磨如何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学习习惯和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我发现到校图书馆阅览室去看各类学术杂志刊登的最新学术论文,对于自己开阔视野、吸收新知识、增强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从此,我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寝室—教室—图书馆”三点成一线。

  校图书馆一楼的阅览室,是最吸引学生的地方,常常出现开馆前排队抢座位的情景。如果没有课程,我就早早来到了校图书馆,为的是抢一个难得的座位。一进阅览室,我除了读书、做作业,就是一本一本地翻阅新出版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学术期刊、大学学报,大量阅读文史哲类论文。我从这些文章中琢磨如何选题、如何阅读文献、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撰写论文。经常阅读学术类期刊论文让我受益良多,我把这种阅读称之为“研究型学习”,逐渐明白了做学问的方法,也从中感受到研究问题的艰辛与乐趣。

  从第三学年开始,我们上的如比较教育、学校美育、学校体育、语文教学等不少课程,到期末不再笔试,而是改写小论文,于是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读书使人不惑”,因为我在校阅览室自诩的“研究型学习”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广泛阅读学术论文的经历让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和“怎么写”。

  于是,我兴致盎然地模仿着自己看了不知多少篇的学术论文,开始精选主题,广收素材,谋篇布局,随心所欲地笔走龙蛇。写好后又对照着学术期刊上的优秀论文一遍遍地修改完善,如此这般反复润色,效果自然不错。一篇篇论文交上去后大都得到了优秀的评分,有的还赢得了老师的好评,从此一改大学前两年考试分数中游荡荡的状况。

  很快就到了准备毕业论文的日子。我因为对教育学一直提不起兴趣,但对体育倒是颇感兴趣,所以选了一个体质教育的冷门选题,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在体育系的一间资料室里一个人静静地翻看、收集资料。

  有一天,当我看到有的专家从青春发育期(10至20岁)在人的一生身体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推导出整个青春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而有的专家却根据运动技能形成过程的特点,认为中小学时期(7至18岁)是体质教育最佳期,我突然来了灵感,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横跨10年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说是最佳期呢?

  于是我对1979年全国体质调查结果和其他体质研究材料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论文,从身体机能变化、身体素质增长、运动能力提高、接受体质教育可塑性和心理承受力等方面进行研究,认定青春前期(女孩9至13岁、男孩11至14岁)是体质从未定型到定型、从渐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是人生中长身体的黄金时期,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

  我从生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运动学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证,写就了洋洋1万多字的毕业论文《试论体质教育的最佳期》,很顺利地得到了论文指导老师寿云霞的通过。寿老师的丈夫李翅鹏是杭大体育系副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认为文章写得不错,建议我将文章压缩一下,不妨投给相关的大学学报,后来我将论文浓缩成《青春前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发表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上。

  毕业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虽然工作不到两年我就调离了教育系统,然而大学期间养成的良好学习方法,以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习惯,让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