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法章

　　第一次撒谎是我10岁那年。

　　那年春天，哥哥如愿以偿穿上绿色军装。

　　爹娘目不识丁，哥哥参军走后，刚会识文断字的我便成了为二老代写书信的唯一人选。父母白天要下田劳动，给哥哥写信大多放在了晚间。吃罢晚饭（家乡话叫“喝汤”），二老双双坐在土炕上，我则借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从作业本上撕下两页纸，伏于土炕前那方矮桌上给哥哥写信。父亲口述，母亲作补充。信的内容不外乎“今年的庄稼长势很好”“生产队最近又买了一匹青骡，它真是咱庄稼人的好帮手”，或者“咱家的老母猪下了五只崽”“咱家的芦花母鸡也开始下蛋了”等等，二老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最后才轮到我自由发挥，主要是汇报我的学习情况：语文和算术各考了多少分，学习上还有哪些不足……哥哥的来信除了向二老汇报自己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外，每次总会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但二老的口径又总是那么的一致：爹娘的身体都很好，千万不要牵念家里，望你在部队安心工作……这一封封语句尚欠通顺的回信，通过邮递员的手传递到遥远的军营，无疑给哥哥带去了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翌年春天，祖国东北边陲硝烟突起，全国人民也都在备战备荒。此时，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非常不好的症状：吞咽困难，日渐消瘦……有一次，母亲背着父亲，愁眉苦脸地把我拉到一旁，让我给哥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猪下崽、鸡生蛋之类的老生常谈外，还特别加了这样一段话：半年多来，爹明显地消瘦了，饭量也越来越少，整天熬药治病，也不见好转……

　　很快，哥哥回信了，并且是一封加急挂号信，字里行间透着焦急和担忧。谁知当我把信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念给父母听时，父亲慈祥的面容陡然变色，只见他顺手抓起矮桌上的药罐子朝门口狠狠地摔去，睁着一双血红的眼，朝我怒吼道：“谁让你这样写的？”我从来没见到父亲发过这么大的火，傻了一般呆立在父亲面前。坐在炕上的母亲这才哽咽着向父亲“坦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担忧。父亲一听便伸出宽大干瘦的双手，把母亲狠命地拽了起来：“你为啥要透露我的病情？你让孩子怎么在部队安心工作？”面对父亲连珠炮般的厉声喝问，母亲百口莫辩，只是用手不住地抹着眼泪……最后，怒火未熄的父亲又把在生产大队当治保主任的堂哥叫到家里，建立攻守同盟，制定“盟约”：从现在起不得向哥哥透露家里任何不好的消息，写信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并把这条“盟约”作为家规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触犯！

　　从那时起，我们举家便走上了撒谎之路。那一次，也是第一次，我违心地向哥哥撒了谎，说爹的病是常见的消化不良，吃了几副药已经完全好了……哥好像仍不放心，又从遥远的军营挂长途电话到生产大队。因有约在先，堂哥在电话里百般安慰劝说，哥哥这才放了心。

　　母亲和全家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焦灼痛苦，向远在军营的哥哥一次次地编造着谎言，隐瞒下父亲的病情，报告着家乡的“喜讯”，直至父亲在癌痛的折磨中溘然离世……

　　1978年，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这年冬天，我也像哥哥当年那样，穿上了军装，来到浙江舟山群岛，成为人民海军队伍中光荣的一员。哥哥在离老家30多里外的县城工作，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在老家种着责任田，我心里有着太多的不舍和牵挂。而母亲每一次托人写信，总是说自己身体很好，让我不要挂念家里。哥也时常来信谈一些家乡的“好消息”。哥在部队时，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报告“喜讯”，现在我不知道哥哥的“好消息”里有几分是真，几分为假。

　　那年夏天，离家四年的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为母亲洗头时，突然发现一块深深的疤痕掩藏在白发里。我追问母亲，她却竭力躲闪着我的目光，后来我追问得紧，她才道出了缘由：那年家乡雨水偏多，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居住的土窑突然发生坍塌，一块石头砸中了母亲……我埋怨哥哥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哥来信却说：“你远在浙江舟山群岛，我怎能让你再为家里的事分心？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部队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有我在家，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1985年夏天，在母亲的期盼中，我结婚成家了。然而，就在我婚后的第二年，母亲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哮喘病和关节炎也越发严重，耕种责任田的重担便落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女儿莹莹出生后，妻子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还要下地干活，生活的艰辛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下地为庄稼锄草，妻子常常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一手扛着锄头；有时为了防止她在地里乱爬，只能狠心地将她拴在树下。为了贴补生活，妻子曾抱着女儿到集市上卖过鸡蛋，也曾到深山里刨过药材，在建筑工地打过零工……而最苦最难的，还是女儿夜半生病。茫茫黑夜，妻子只身一人抱着女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波于乡间小路上，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为女儿看病抓药……而这一切的一切，我却是浑然不知的。妻子来信中也从来没有透露过分毫，有的皆是家里诸般安好的话语……

　　1990年冬天，姐姐因病去世。我担心年逾古稀的母亲经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痛打击，母亲却托人写来信说：“我在家里一切都好，你就在部队安心工作吧！”而我又何尝不知，母亲宽慰我的背后，有过多少次的长夜饮泣，那坚强的话语里面又隐忍着多少人世间的巨悲大痛！

　　1995年春夏之交，我奉命参加三军海上军事演习。而母亲其实在5月就查出患有多种严重疾病。为了不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母亲一再嘱咐家人向我隐瞒病情。孰料军演的炮声刚熄，我却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突闻噩耗，我多愿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我长跪在母亲的灵前，痛心疾首！我悔怨自己偏听偏信，悔怨自己这许多年来竟然去相信由亲人们精心编织出的一个个弥天的谎言！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转业回到郑州后，这段与家人亲友之间长达近30年接力赛般的撒谎之路才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