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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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晚报 》( 2026年10月17日 第 5 版 )

重庆火柴原料厂旧址

从四家展馆看刘鸿生

刘鸿生因抗战时期“实业救亡”特殊功勋,在2025年8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由其嫡孙刘作毅先生代为领取。

在重庆的四家重要红色历史展馆中,我与刘鸿生的身影不期而遇。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入口处是大型纪念浮雕《1945·毛泽东在重庆》。这座雕塑所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次来到民主人士聚集地——特园(即陈列馆原址),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国是。

群雕上共有18位历史人物,或站或坐,自左到右分别是:柳亚子、史良、刘鸿生、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陶行知、郭沫若、章乃器、张澜、周恩来、鲜英、毛泽东、宋庆龄、许德珩、黄炎培、王若飞、冯玉祥。

刘鸿生出现在这座大型群雕中,是因为他不仅是实业巨擘,是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更是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实业报国、在历史抉择时刻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民建先贤和爱国典范。他的形象,浓缩了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深明大义、共赴国难的历史选择。

嘉陵江畔,红岩革命纪念馆巍峨矗立。纪念馆广场,有一座大型组雕,名为《毛泽东在重庆》,这座组雕,核心主题是纪念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历史,弘扬红岩精神,人物群像中也有刘鸿生。那座大型组雕下,还有一帧刘鸿生照片和简介。

刘鸿生非共产党人,是以爱国历史人物出现在组雕上的。或者说,作为爱国实业家和民建先贤的刘鸿生,其事迹和精神是红岩历史研究与精神谱系的一部分。

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的展板上,我发现了毛泽东会见刘鸿生的历史记载。这个记载出自许涤新回忆录《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书中记载:“(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会见刘鸿生、潘昌猷、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颜耀秋等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桂园是见证“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署的历史旧址。桂园展板上,有刘鸿生照片,下面一行文字为:“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图为工商界人士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等。”

刘鸿生在重庆各重要历史场馆和重要历史旧址的“频繁露面”,绝非偶然。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叙事。

十八梯火柴原料厂

歇山式屋顶、女儿墙、小青瓦铺面、砖柱砖墙,一栋3层楼房。十八梯火柴原料厂是刘氏企业如今在重庆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

这栋楼所在地址,现在叫解放西路158号,上世纪四十年代叫林森路。

还原历史,它北面相邻的是法国领事馆,一栋四层黄色洋楼;南侧不远,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决策场所;解放西路14号,重庆行营旧址,蒋介石在渝最早的官邸之一。而它的北侧和西侧,是充满烟火气的下半城老街,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商贾云集、人流如织。

刘鸿生火柴原料厂,就在这样一个外交、军政、民生的矩阵里。

这栋楼当年是新建的。上世纪30年代末,刘鸿生选中了凤凰台这块地,在这里建起火柴原料厂,让它成为自己战时火柴工业版图中的关键棋子。

战时,沿海通道被切断,外援物质进不来。为保证军需民用,刘鸿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起一套自给自足的火柴原料供应体系。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火柴厂和火柴原料厂有八家,分布在重庆、长寿、贵阳、昆明等地。这栋楼,正是这个庞大网络的中枢。

那时候已实行战时火柴专卖,刘鸿生担任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通过垄断火柴原料的分配,达到“以原料控制生产”的专卖目的。在这栋楼里,刘鸿生对接军政部门,调配西南各地的原料供应,管理生产计划,运筹帷幄,指挥整个大后方的火柴工业生产。

有许多事不能按今天的理解来解释。比如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是一个官方职务,这一职务让刘鸿生的身份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变化:作为火柴原料厂老板,他必须接受专卖公司的原料配给、产品统购、价格管制;作为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他代表政府对全行业进行管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在今天看来是大忌,但在战时恰恰是统制经济的典型特征。

这样的“角色”,并非一般人所能担负。也只有刘鸿生,才具备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术:左手是国家财政的刚性需求,右手是同行厂家的生存底线,而他自己,也在这两者之间被来回撕扯。他的平衡之道,说穿了就是用行业领袖的威望换取同行的信任,用技术标准和原料管控来“软化”国家管制,在夹缝中为同业争取最后的生存空间。

站在这栋青砖小楼前,我看到在一个在战火、权谋与困境中,依然试图为国家保留“火种”的人。他的故事里,有智慧、有无奈、有妥协,更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

弹子石,谦泰巷

弹子石街,谦泰巷,去重庆前,我在这两个地名上,重重划了一杠。

抗战时期,刘鸿生住在弹子石街谦泰巷37号。

为查到这个住址,我费了一些时间。刘念智的《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版),只说:“当时华业火柴厂已经开工,厂址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我父亲就以火柴厂为家,前面是厂房,后面做住家。”这是关于刘鸿生重庆住址的唯一记载,但还是没讲明白具体地址。后来从重庆地方史料中,才查到了华业火柴厂地址是谦泰巷37号。

华业火柴厂,那时已叫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它是刘鸿生到重庆后,与华业火柴厂经理孙树培合作,以迁川的部分火柴原料作价投资,占股五分之三,改组成立的,两年后发展成四川最大的火柴企业。

前厂后家,刘鸿生在谦泰巷37号住了五年。

历史上的谦泰巷,从弹子石正街起,蜿蜒通向王家沱码头。谦泰巷现已没有了,但巷尾的王家沱码头还在,巷口毁掉的百岁坊又重建了。

刘念智在书中说:刘鸿生“他住在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庆市办公。两岸崖峭坡陡,上下台阶达三百级之多。他步行往来,不坐滑竿。”

从南岸到北岸,那时只能乘渡轮,从南岸弹子石到北岸渝中朝天门的渡轮是在1938年3月开通的。重庆人管渡轮叫“过河船”,船是蒸汽船,刘鸿生乘着蒸汽船去北岸。

从谦泰巷37号出来,去弹子石码头,刘鸿生先要经过谦泰巷42号王家大院。这座大院,最早的主人是清朝大盐商王信文,刘鸿生出家门后,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座大院气派的“花朝门”。为何叫“花朝门”?这是弹子石人的一个调侃:连花儿都朝着王家开。如花似锦的王家这时已衰落,盐号倒闭快二十年了。如果说,谦泰巷42号代表了旧式大盐商已至未期的辉煌,那么,谦泰巷37号则意味着新式大实业家抗日西迁的隐忍。两处相差不过几步路,却隔着近百年的时光。

接着走,刘鸿生来到了夏家大院。典型的川东民居,雕梁画栋、庭院深深,这是袍哥大爷夏候存的宅邸,“堂口”所在地。袍哥的那套规矩,茶碗阵,江湖暗语,码头堂口,对他来说,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

如今,王家、夏家大院都重建了,据说是在原址。

20分钟,终于走到了码头。当年刘鸿生在这里买票上船,在江上颠簸二十来分钟,前往北岸渝中。有时,蒸汽船刚驶离,岸上响起敌袭警报,蒸汽船连忙紧急返回,乘客们就近疏散。有时,蒸汽船开到江中央,警报响了,野猫溪山顶的炮台开炮了,刘鸿生的头顶上炮火交织。

又是20分钟后,船靠岸朝天门。

那时期,朝天门码头有三百多级陡峭的阶梯。走过台阶后,刘鸿生沿信义街、陕西街等高高低低的街巷,一路向西走,到了校场口,往南找到十八梯的入口,沿着十八梯的数百级石阶一直往下走。来到下半城的守备街,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终于看到了火柴原料厂的那栋楼。

这条路,他走了整整五年。

五年后,刘鸿生膝盖疼痛已成常态,心脏也出了问题,长期在江风中行走,湿寒之气侵入关节和肺部,落下了病根。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他没跟人说身体是重庆走路走坏的,只是说,在重庆那几年,“把一辈子的路都走完了”。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病逝,享年68岁,病因心脏病。离世时,距离抗战胜利不过11年。在重庆落下的病根,最终成了夺去他生命的原因之一。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第1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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