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诗学领域，金性尧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浙江定海人（1916～2007），早年以“文情俱胜的随笔”在文坛崭露头角，参与校勘首版《鲁迅全集》，主编《鲁迅风》杂志。然而他一生最重要的诗学建树，集中体现在晚年编注的三部“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以及数十万字的说诗随笔之中。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从唐到宋再到明的诗学谱系构建，更以千万级的发行量，将古典诗歌重新送回了普通读者的案头。

编者按

“人杰地灵”这四个字，简直就是为舟山量身打造的。

舟山地方不大，人口总数也不多，但出优秀杰出人才的比例，却高得令人惊叹。人，是舟山最大的资源宝库，是我们最值得珍视的财富。这也正是我们开设“舟山文化基因解码·讲好历史名人故事”专栏的初衷——留住他们的故事，就是留住舟山最深沉的底气。

今天和接下来的三期，我们将陆续走近四位舟山历史名人：

金性尧，定海北大街“金家大院”走出的文史大家，著名出版人。其祖父金祥绶白手起家，在上海颜料业中拼出一片天地，回乡建造了那座中西合璧的走马楼。“金家大院”的砖瓦之间，藏着一个家族与一座城的文化因子。

刘鸿生，定海人，中国近代“实业大王”。从英商开平矿务局的跑街做起，他先后创办火柴、水泥、煤矿、毛纺等企业，被誉为“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他捐资创办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民族工业与家乡教育。

三毛，祖籍定海小沙，华语世界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她走遍万水千山，一首《橄榄树》道尽流浪与乡愁，却始终说“我的根在舟山”。1989年她回到定海，有了新名字——“小沙女”。

叶机，清代定海人，以军功起身，历任上海知县、海州知州，在江浙一带颇有政声。

四位人物，四种人生，映照的是同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敬请关注。

一　现象级的出版奇迹

1979年3月，金性尧随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陈落赴昆明出席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感慨：“我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金性尧当时“灵机为之一动”：既然无法超越，何不另辟蹊径，为这部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做一部精当的新注？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出版界正面临“书荒”，读者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灾余饥民”。金性尧向陈落提出为《唐诗三百首》作新注的想法，陈落当即首肯。于是，从昆明回来后，金性尧便开始了这部注定要载入出版史的著作的撰写工作。

1980年，《唐诗三百首新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这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竟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所言：“不胫而走，二十余年间，境内境外，一刷再刷，累计印数已近三百万之巨。这在古典文学读本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此后数十年间，这部注本被清华、北大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古籍整理的专业范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复苏的标志性事件。三百多万册的销量，让金性尧被时人誉为一代诗学宗师，这是一个学者所能获得的最高民间声望。

二　赵昌平“四通”说详解

金注本之所以能在二百余年间无数《唐诗三百首》注本中“畅行复能恒久”，赵昌平在序言中提出的“四通”之说，堪称最精辟的揭示。

一通：博取诸家，每有创获。金注本并非闭门造车之作。金性尧“有选择地吸取了前人的注解和他们那代学人研究唐诗的成果，参以自己精深而独到的艺术见解，使疏解更为翔实新颖”。注者不自矜独创，却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己见——对前人成果“斟酌取舍，辨难解疑”，对争议之处则“每有创获”。这正是“笃学沉稳者可致”的治学功夫。

二通：深切诗法，一语破的。注诗最忌繁冗堆砌。金性尧却能做到“要而不繁”，对诗法诗理的把握精准老到，寥寥数语便能“精采顿现”。赵昌平将此种功夫归为“升阶”——“慎密精敏者能为”。这得益于金性尧兼具“学问家、文章家而为注家”的双重素养，对旧体诗的语言肌理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

三通：谙熟诗史，左右逢源。金性尧对唐诗流变的整体把握，使其注释能“征引得宜，先后映发”。他的说诗随笔《炉边诗话》上溯《诗经》、下及晚清，足见腹笥之深。这种对诗史的通览，让注本在解释具体篇目时，能将其置于更宏大的文学脉络之中。赵昌平将此层境界称为“登堂”——“学识兼长，思理明晰者亦庶几之”。

四通：以心印心，以情会情。这是赵昌平眼中“最高境界”。金性尧“阅世间之沧桑，退耕砚田，明天人之莫测，归乎会心”，“其貌温如，其言蔼如，其行事恂恂如，故能灵府如镜，照百代诗心于毫端”。这不是单纯靠学问能抵达的境界。赵昌平说得透彻：“惟四通之以心印心，以情会情为人室而探其奥窔者，非才学识三美俱备，而能主以神明，济以阅历者莫办。”年轻时丰富的创作经验，让金性尧对诗人的甘苦体会极深，“以学问家、文章家而为注家，博而能约，浅而能切，通而能清”。

赵昌平在序言中感慨：“或曰蘅塘退士为唐诗之功臣，则性尧前辈洵为功臣之功臣也。”这并非过誉之词。一部选本、一部注本，能让唐诗跨越千年依然活在普通读者案头，金性尧之功，正在于此。

三　陈斐论金注本的“经典”成因与评注特色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斐在2024年发表的长文中，对金性尧注本的“经典”属性及评注特色作了更为细致的剖析。

陈斐首先从金性尧的个人素养入手，指出其注本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原因在于注者本人“自幼饱读诗书，长期从事古籍编校，悟性极高，学殖深博，饱经沧桑，能写旧诗，且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对文艺创作和赏鉴颇为精通”。这些多重身份的综合素养，绝非一般注家所能具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斐强调金注本并非仅靠学识取胜，“金先生又尽可能参考了古人评注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有时还向师友请教”，这种开放与谦逊的治学态度，亦为其注本的学术品质提供了保障。

在评注特色上，陈斐揭示了金性尧“出入古今”的方法论。金性尧不仅熟稔传统诗学的格律、技法和范畴，也精通现代文艺学的理论、方法与话语，能够结合作品实际，“自由地出入古今，点拨其在诗艺上的长短得失，常常三言两语就能切中要害，允当赏鉴”。陈斐以唐诗格律为例具体展开：唐诗大体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用韵、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但《唐诗三百首》中也收录了不少“破体”或异常之作，金性尧对此都会特意提点——比如指出王维《竹里馆》是“古绝”，柳宗元《江雪》以入声字为韵“更显得峭陡挺拔”，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是“七律连章诗”，为杜甫独创的形式；对于李商隐《韩碑》“封狼生貙貙生罴”一句七字皆平声，金性尧也予以拈出，说明古体诗也可以不用平仄搭配。

在对仗方面，金性尧同样敏感。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金性尧评析说：“此诗不但句与句相对，一句之中也自相对搭，如‘金河’与‘玉关’、‘马策’与‘刀环’，又如以‘青冢’对‘黑山’、‘黑山’又对‘黄河’，虽都很工整，却感到有些拼凑。”这类评析不止于传授知识，更能让读者“提高眼光、习得方法”。

陈斐还有一个独到的发现：金注本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金先生的“心史”。此书撰于1979年，其时“文革”刚刚结束，古籍从业者仍未走出“深怕以古犯今”的阴影。金性尧虽坦言执笔时“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但字里行间仍“浸透着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人情世事、家国天下的感叹和期盼”。评析杜甫《寄韩谏议注》时他说“内容写得很隐约，也许不得不这样写，也见得当时政局的险恶”；评析杜甫《赠卫八处士》时他说“以忧患余生而话家常，故而句句是真情实感”；评析李白《下江陵》时他感叹“全诗只有二十八字，干净紧凑之中，却蕴涵着诗人的多少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心情”。陈斐据此指出，金注本“像钱锺书《宋诗选注》那样，是面‘模糊的铜镜’，一些地方折射着历史的风云”。

四　杨焄论《炉边诗话》之文心

金性尧《在山》诗　东海云廊摩崖石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焄对金性尧的研究，则聚焦于其晚年说诗随笔《炉边诗话》。杨焄在2019年的长文中，以“文、史、诗结合”为线索，深入解读了金性尧的说诗艺术。

杨焄首先还原了金性尧撰写这些随笔时的境况。从1982年开始，金性尧应邀在《书林》杂志上陆续撰文讲说古典诗歌，专栏取名“炉边诗话”——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诗论家吴乔那部有名的《围炉诗话》，但两者的境况其实大相径庭。吴著是和诸多志同道合的友朋“围炉取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飚举”的产物，充满了不拘形迹的欢谈切磋；金性尧却是“凄清落寞得多”，因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金性尧回忆起那段撰稿时光时感叹，“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竟显得黯然神伤、意气消沉。

然而，一旦谈起诗，金性尧立刻又恢复了神定气闲、挥洒自如的风采。杨焄指出，《炉边诗话》所涉甚广，上起《诗经》，下至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足以展现其深厚丰赡的腹笥”，而更值得反复体味的，则是那些“平实通达却屡有新意”的见解。

杨焄特别拈出金性尧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段，作为其说诗风格的绝佳例证。金性尧先引杜甫《遣兴五首》中“贺公雅吴语”来作“乡音无改”的注脚，随即笔锋一转：“人的乡音是很难改变的，往往与生命相终始。想起来，他和讲四川话的李白，讲河南话的杜甫以及长安人谈话，一定很吃力。”杨焄评曰：就这么闲闲散散地扯出几笔，却涉笔成趣，“大有知堂散文的余韵”。

金性尧最后归结全诗宗旨：“诗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感伤或激动情绪，而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个老人的今昔之感。在长安时，只能从怀念中、梦境中萦绕的故乡的一堆土山、一条游鱼，现在都重新回到了眼前。”杨焄对此有一段点睛之评：这种“看似平淡冷静实则低徊怅惘的思乡之情，仿佛模糊黯淡却又清晰明亮的记忆碎片，恐怕也是他逐渐迈入暮年以后的真切体验。正因为掩卷冥思时感同身受，所以铺纸落墨之际，就能指引读者仔细品咂其中的复杂滋味”。

杨焄还注意到金性尧在《杜甫写马》中的夫子自道。金性尧曾极力表彰前代批评家：“凡是评论到杜诗中精采作品，这些评语也往往神采飞扬，表现出他们高超的欣赏能力，一看到杜诗中‘死不休’的名句，他们的审美敏感就一触即发，和诗人一样表现出他们的能动性。即使是寥寥数十字，也不失为杜甫的钟子期。”杨焄认为，这番话“很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金性尧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和诗人一样表现出能动性”的批评家。

五　注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

金性尧部分著作

金性尧的诗学成就，还在于他兼具“注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这并非所有注者都具备的条件——能注诗者未必能写诗，能写诗者未必有注诗的功力。陈斐在分析金注本的“经典”成因时，正是将“能写旧诗”与“长期从事古籍编校”“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并列为金性尧的独特素养。

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经历时，金性尧曾自陈：“我没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只知道作家的创作实践。”这句话表面是谦辞，实则是夫子自道。年轻时丰富的创作经验，让他对诗中之甘苦体会极深，所以在赏奇析疑时特别擅长“从细微处着眼，仔细涵咏玩索旁人不经意的地方”。

至于他本人作诗的实例，最为人称道者，是某次单位组织赴苏州旅游，同事邀他即席赋诗。他沉吟片刻，从容口占，竟得一首长歌。篇幅甚长，举座折服。这也印证了赵昌平的评价：金性尧是以“文章家而为注家”，他的注本之所以“博而能约，浅而能切，通而能清”，根源正在于他自身便是一位深谙诗法的实践者。

六　三部“三百首”的诗学奠基

金性尧的诗学贡献，远不止于《唐诗三百首新注》这一部。他晚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三部选注本，构成了从唐到宋再到明的完整诗学谱系。

如果说《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以蘅塘退士的经典选本为底本进行注释和评析，那么《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则是“白手起家”。宋诗存量远超唐诗，且当时尚无《全宋诗》可用，选谁是大学问；明诗长期被忽视，要从尘封的文献中打捞出三百首佳作，更是难上加难。金性尧凭借深厚的诗学修养，独立完成了篇目遴选和注释评析的全部工作。

《宋诗三百首》于1985年成书。金性尧在前言中辨析宋代士大夫作品中情感的真伪，靖康之变后江西诗派中陈与义、吕本中等人诗风的积极转变，都得到了他的关注与表彰。这个选本风格沉静平和，注重揭示宋诗的“理趣瘦韧”之内质特色。为了展现宋诗的独特风貌，编者在选诗时更有意排除了一些读者过于熟悉的篇章。

选明诗则更显孤勇。明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金性尧却以一己之力，从浩如烟海的诗集中打捞出三百首佳作，并以精当的注释和评析，让这批作品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他选注明诗时注重“以诗读史”，通过作品展现明代士人的精神面貌与心路历程。

这三部著作，奠定了金性尧在诗学选注领域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他不仅让《唐诗三百首》重新焕发生机，更将“三百首”的体量扩展为一个纵贯三朝的学术工程——这在当代古典诗学普及领域，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为无数普通读者架起一座有温度的桥梁。

赵昌平、陈斐、杨焄三位学者，从不同侧面勾勒了金性尧的诗学面貌：赵昌平以“四通”之说揭示注本精髓，陈斐从注者素养与时代语境中阐发“经典”成因，杨焄则于随笔文字的从容挥洒间见出其文、史、诗合一的境界。金性尧的一生，便是这样以“注家之精审”与“诗人之灵心”双轨并进，将自己对诗歌的全部理解，化作千万读者案头那盏常明的灯。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第13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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