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极诸岛，地理上的正式名称是“中街山列岛”，是东极镇所辖所有岛屿的总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岛上“七所八站”（指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村的派出机构，只是概指）齐全，还有中学和小学。改革开放初期，普陀区各单位招年轻人充实基层，可东极条件艰苦，文娱贫瘠，没几个青年愿意去。于是政策出台：工作满三至五年可调回沈家门。正是这条政策，带来了一批年轻人，也带来了东极足球迷的故事。

岛上没有足球场，踢不了正式比赛，球迷们只能在篮球场上颠颠球，过过脚瘾。每逢央视转播足球赛，便是大喜日子。大家自带啤酒、饮料，爆米花、饼干、瓜子、乡巴佬堆了一桌，围在电视机前，一边看一边评。赛况紧张时，满屋屏息，连呼吸都放轻了；看到精妙配合，又拍着大腿叫好；轮到国足“臭脚”，气得跺脚捶桌。进球那一瞬，所有人齐刷刷跳起来，双臂挥舞，吼声几乎掀翻屋顶——“进了！太棒了！”那一刻，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纯粹的快乐，干干净净。

这些往事大多淡了，唯独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刻在骨头里。

那时候岛上没网络，电视靠沈家门青龙山发射塔传模拟信号，只能收中央一套、浙江台等三五个频道。信号极不稳，海面水汽一重，雪花点子就密密麻麻落下来，声音也断断续续。我们常得扛着梯子爬上屋顶，一寸一寸地转天线方向，底下的人冲上面喊：“往左！再往左一点！好了好了，别动！”可一阵风来，画面又花了，便再爬上去调。最要命的是电。东极没接入大陆电网，全靠发电厂柴油机组限时供电，早上8点到夜里12点半。可世界杯关键场次多在凌晨两点，时差使然，这就意味着，岛上根本看不了直播。

球迷们不甘心，四处打探消息。皇天不负有心人，世界杯开赛前终于得到信息，东极油库为二十四小时供应渔民柴油，电厂停电后，油库自备小发电机会继续运转，周边家属楼能有照明电。油库负责人王兄得知我们的困境，二话没说，腾出自家一楼客厅当作看球场地。我们几个球迷激动得几乎要抱头痛哭。

开赛前一天，从某单位借来岛上屏幕最大的二十四吋金星彩电——那种显像管老电视，尺寸不大，净重近百斤，笨得像头小牛。我们几个用麻绳捆结实了，两个人前面拽，两个人后面托，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步一步挪到两里外的王兄家。到了又爬上屋顶，把天线调到最优角度。那天傍晚，夕阳把庙子湖的海面染成橘红，我们坐在屋顶上，看着远处渔船归港，心里满满当当的，觉得世界就在眼前了。

接下来一个月，每到凌晨两点，球迷们便从四面八方摸黑赶过来。王兄家客厅没有那么多凳子，近一半人站着看完全场。为了不影响邻居休息，大家约定轻声低语，进球也只攥紧拳头闷声低吼。可有些瞬间实在忍不住——阿根廷对巴西的八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中场拿球，左突右晃，连过三名巴西球员，被铲倒前倒地送出一脚穿裆直塞，卡尼吉亚心领神会，单刀破门。后世称之为“世纪助攻”的这一幕，让满屋人同时倒抽一口冷气，接着爆发出压不住的赞叹声。声响惊醒了熟睡的王嫂，她披着衣服下楼查看，迷迷糊糊见一屋子人，直摇头：“葛是素类，葛是素类。”可当她得知我们已经这样熬了半个月，每天凌晨准时到场，风雨无阻，她愣住了，半晌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煮了整整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那碗面，至今想起仍觉滚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岛上居民不许装卫星电视接收锅，看不了中央二台转播。但庙子湖有部队营地，各连队装了卫星锅，图像清晰，频道也多。每逢周末有直播，我们就跟连队球迷联系，合办“军民联欢晚会”。上半场是正儿八经的联欢，唱歌、朗诵、讲笑话；下半场才是重头戏——关了灯，拉上窗帘，大伙安安静静看球。那屏幕又大又清楚，简直像过年。

1991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国国奥对朝鲜，一场生死战。时间在9月初，晚上9点多开球。球迷们早早聚齐，紧张地盯着屏幕。一个角球开出，范志毅高高跃起，头球狠狠砸进朝鲜队大门。“进了！赢了！”刹那间，所有人都疯了，吼声排山倒海，划破了海岛静谧的夜空。周边居民吓得噼里啪啦推开窗户，探出头来看出了什么大事，发现又是我们这群“捣蛋鬼”，骂声顿时此起彼伏。第二天，我工作单位的区局领导上岛检查，居民围上来告状。领导了解了来龙去脉，把我叫去善意批评了一通，但随后拨了一笔专款，买了乒乓球台和球拍，充实职工的文体生活。那台乒乓球桌后来成了岛上难得的娱乐去处。

后来，球迷们工作期满，陆续调离东极。我也被调到六横岛，和大家联系渐渐少了。偶尔重逢，聊的仍是足球。可国足那些年经历了太多“黑色三分钟”“黑色九分钟”，还有“打平就出线”却总翻船的魔咒，把大家的热情一点点磨没了。看球次数少了，讨论也淡了。

如今，当年的狂热老球迷们，大多提不起兴致看国足了。可每逢有比赛消息，第二天睁开眼，总还是下意识地摸过手机，指尖刷开页面，去寻找那个比分。输也好，赢也好，看一眼，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