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矫矫昌国君”说起

刘辉 字数:

《 舟山晚报 》( 2026年06月20日 第 04 版 )

奎光阁即现御书楼

通俗图书馆,即周圣化建的原御书楼 图片由作者提供

定海城里有座御书楼。

楼不大,来历却久。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圣祖玄烨亲笔写下“定海山”三字,舟山由此改名为定海。二十九年(1690),知县周圣化在学宫文昌祠东侧建楼三楹,恭悬御书,这便是御书楼的肇始。后来楼毁于岁月。到了1984年,舟山地委决定重建,因原建筑已无存,便利用文昌祠前尚存的奎光阁,改建为御书楼。中堂悬挂康熙画像,左右配一副堂联(右图)。这副联的联文是:

霭霭兴王地,

矫矫昌国君。

联前后有言:集康熙皇帝句并仿其墨迹,乙丑年冬月制。乙丑年,即1985年。据相关材料,重“建”御书楼的工程是1984年启动的,次年冬完工。集康熙皇帝诗句这个点子,笔者打听了一下,出自舟山第一代文物工作者——谢垂节老先生。

上

这两句并非某首诗的完整联语,而是从康熙的御制诗中集出来的。谢老生前主持过普陀山诗选的编注,对古诗词有过研究。从浩瀚的《御制诗集》里拈出这两句,既要对仗工稳,又扣了“昌国”二字,还能配得上御书楼的气格,很是费了一番心血。笔者作为晚辈,早年曾承谢老惠赠所编诗选,至今感念。这篇小文,也算作为一名后人,对前辈的悼念。

上联“霭霭兴王地”,出自康熙的《兴京》诗。兴京即赫图阿拉,清开国之基,在今辽宁新宾。全诗如下:

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

潆洄千曲水,盘叠百重山。

瞻拜陵园肃,凝思大业艰。

茏葱松柏茂,瑞鸟满林间。

下联“矫矫昌国君”,出自康熙的《黄金台怀古》。黄金台是燕昭王礼贤乐毅之处,乐毅破齐后被封为昌国君。全诗如下:

昭王礼贤士,筑馆黄金台。

矫矫昌国君,奋袂起尘埃。

下齐七十城,声振沧海隈。

汶篁植蓟邱,岂曰非雄才。

遗迹虽榛芜,千载犹低徊。

市骏固有术,贵在先龙媒。

但得一士贤,可以收群材。

两首御制诗——一首咏开国故都,一首颂勋臣伟业——集句成联,恰好内含“昌国”二字。用在康熙御书的定海御书楼中,既称述帝王功业,又切合舟山古称“昌国”的历史,可谓匠心独运。

这里请容许笔者荡开一笔,记录另一首清诗。康熙二十八年春天,普陀山有一位重要僧人——通旭禅师,也曾为“定海山”御书赋诗。通旭,字潮音,江南华亭人,清初重兴普陀的关键人物。他在《己巳春闰三月至翁州伏见定海山三字宸翰恭赋》中写道:

海甸新绥日,皇风到处清。

鲸鳌皆率舞,荒服尽来廷。

桑柘甘棠荫,弦歌太古声。

龙光昭宇内,山水沐升平。

诗中“海甸新绥”“荒服来廷”,正是清初定海开县、海波初定之时局写照。“宸翰”,是“御书”的正式称法。可以说“御书楼”只是一种俗称,如认真点,应称为“宸翰阁”。

潮音通旭(号旵霞,1649~1698),是清代普陀山中兴祖师。康熙二十九年(1690),应定海总兵蓝理之请,住持普陀禅寺(后赐名普济寺),用朝廷赐金主持重建修复普济寺(原宝陀寺)旧殿,新建天王殿、大圆通殿(观音殿)、藏经阁、钟鼓楼、珠宝轩、先觉堂、土地祠、荷花池、正趣亭、大观庵等二十余处,参与督导法雨寺早期修复,使前后两寺初具规模。革律为禅,整肃道风。将明末以来松弛的“律寺甲乙制”改为十方禅刹制,引入临济宗天童密云法脉,严持戒律、整肃狂禅陋习,恢复禅堂规仪,被后人誉为“近革八十余年之陋习,远绍四十二祖之芳猷”,与元代孚中禅师并称普陀中兴之祖。文献整理,保存法脉。编纂刊行《普陀列祖录》(记录普陀历代高僧法脉)、《潮音语录》、《百岁老祖宗谱》等,为后世普陀山志书提供核心史料。

没有潮音通旭,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普济寺格局和清代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复兴根基。

下

“昌国”二字,作为舟山的古县名、古州名,前后沿用三百余年。它的来历,需要从头说起。

北宋熙宁六年(1073),朝廷置昌国县,这是“昌国”正式成为政区名称之始。但昌国县并非凭空命名。在此之前,这一带已有“昌国盐场”或“昌国盐监”之名。宋代楼钥《昌国县主簿厅壁记》中明确记载,昌国县之得名,源自当地的盐场。盐业是舟山自古以来的经济命脉,唐代即有盐场之设,“昌国”二字最初应是盐场或盐监的名号,后来升格为县名。

关于这一点,舟山文史研究者孙峰、石一鸣曾有专文讨论,指出县名来源于盐场。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溯,认为其渊源还可更早。有昌国西监前,必先有昌国监。按楼钥的说法,舟山有盐场,在宋端拱二年(989)。其实在唐代甚至更前,舟山群岛的盐业生产已具规模,“昌国”作为吉祥语,寄托了“盐业昌盛、国家兴旺”之意。这并非孤立现象,宋代许多沿海县名都取吉语,如昌国、昌化、昌邑之类,皆属此类。

至元十五年(1278),昌国升县为州。元人所修的《大德昌国州图志》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这十六字极言昌国在海上的枢纽地位——东望日本,北连山东半岛,南通福建,西达太湖流域。元人笔下的昌国,已是“海道辐辏”之要冲,与宋初立县时盐场之“昌”,意境已大不同。从盐业的“昌”,到海疆的“昌”,二字中蕴含的气象,渐渐开阔起来。

有意思的是,清代康熙帝改“舟山”为“定海”,用意在“海波永定”;而前代用“昌国”,用意则在“昌盛国家”。一“定”一“昌”,各有其时代背景。然而谢垂节老先生偏偏从康熙自己的诗中集出了“昌国”二字,让这位改名的帝王,无意间用自己的诗句肯定了前朝的地名。这种历史的微妙反讽与因缘际会,实在令人感慨。

回到御书楼。1984年奎光阁改建时,中堂挂康熙像,两侧配这副集句联。游人入内,抬头看见“霭霭兴王地,矫矫昌国君”,有人会想起乐毅,有人会想起赫图阿拉。但真正懂得这副联妙处的,会会心一笑:这里藏着一个“昌国”,也藏着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半生心血。

“矫矫昌国君”,乐毅固然矫矫。而一生俯首于故纸、为地方文脉续命的谢老,何尝不是另一种矫矫呢?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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