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博物馆收藏的铁铳。《兵录》中何汝宾介绍了一种名为“百子铳”的轻型铁铳，从大小形制上看和这门铁铳最为接近。　资料照片

明天启二年（1622年），何汝宾调任舟山参将，负责浙东海防要务。在舟山任职期间，他既立足海岛防御需求，重构海防屏障，又主持编撰舟山第一部官修地方志《舟山志》（又称《翁山志》）。通过“以武筑基、以文固本”的双轨实践，有效扭转了舟山“海防薄弱、文化式微”的局面。

何汝宾，字寅之，号仲升，茂苑（今江苏苏州）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何汝宾编撰的综合性兵书《兵录》问世，为后世军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临危破局　海疆风雨中的使命担当

舟山的困局，在何汝宾到来之前已持续数十年，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起，倭寇便以双屿港为基地频繁袭扰，造成海陆防御与民心信任双双崩坏。但此前的将领多陷入增兵填防的误区，唯有何汝宾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找到破局之处。他赴任前派部下往返舟山两次，了解具体情况，便跳出缺兵缺炮、资源不足的表象。

他赴任舟山当日，便带两名亲兵徒步走访沈家门渔村，见渔民因倭寇劫掠只能以野菜果腹，当即感慨到：“守海不是守城墙，是守这些百姓，不护民，何谈御倭？”这句话不仅是他“民本意识”的体现，更成为他治理舟山的核心准则。

根据调研结果，何汝宾将舟山的主要的症结归纳为以下三点，且每个症结均指向治理失效而非资源短缺。其一，“所城半塌、火炮十存三四”，是防御规划无序。其二，“兵士闻倭即溃、私通倭寇”，是训练与军纪双失。其三，“百姓避官如避虎”，是信任体系崩塌。这种对问题的分析归纳能力，源于他数年来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针对三大症结，何汝宾以主动作为、直击要害的务实举措，将朝廷赋予的“定海、临观、昌国三把总”的兵力，以及浙东沿海军事调度权，转化为“联结军民”的治理工具。对于防御设施形同虚设的困境，他勘察舟山所城地形，依据《兵录·城防篇》所载“海岛城防宜用砖石，敌台需预留火器射孔”，并结合舟山海风侵蚀性强的特点，定下夯土墙改砖石、增设敌台箭窗的方案。着眼于兵士战斗力低下的现状，他取消列队走阵的虚浮操练，带着兵士在海上进行实战训练，模拟倭寇突袭，并亲自示范如何根据潮汐调整战船位置。为化解军民矛盾，他让士兵帮渔民修补渔船、开垦荒田，并在村落设倭情通报点，承诺通报属实者赏粮食五斗。

不到半年，舟山便从人人避战变为军民愿战。他的实践，将民生福祉纳入海防治理体系中，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以民为本”的早期范式。

整军筑防　构建坚不可摧的海防屏障

何汝宾不仅是海防建设的实践者，更是军事理论的创新者。他结合舟山抗倭的实战经验，撰写了《兵录》这部极具影响力的军事著作，其中关于海防战术的论述，为明代海防军事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他根据舟山多岛、多礁、海域开阔的地理特点，进行创造性转化。

《兵录》有言：“战阵无定法，唯适者胜。”在战术革新方面，何汝宾敏锐察觉到戚继光“鸳鸯阵”仅适用于陆地作战的局限性，遂因地制宜地将其改造为“舟阵”。以3艘战船为一组，大船居中负责主力进攻，小船分列两侧执行包抄、警戒任务。这种阵法的创新点在于灵活适配，既能集中火力压制倭寇战船，又能分散应对小股突袭，完美契合舟山海域多岛礁、大规模展开兵力难的特点。

“舟阵”的创新解决了怎么打的战术问题，而要让这一战术真正发挥威力，还需突破用什么打的装备瓶颈。基于此，何汝宾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践行《兵录》十一至十三卷中火器形制、战船适配的相关理念，亲自督造火器，改良战船。他深谙戚继光“水战，火为第一”的实战精髓（《纪效新书》），明确海上交战，火力强弱直接决定战局走向。因此，他不仅增加战船搭载的百子铳数量，还在船侧、船尾增设射击孔，让火器能从多个角度输出，彻底释放火攻威力。这一改良逻辑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记载“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的思想高度契合，但实操性更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地能力，是其区别于一般军事理论家的关键。

战术革新与战力提升，解决了主动御敌的核心问题，但要实现海疆长期稳固，还需构建被动防御的坚实后盾。正是基于攻防兼备的治理思路，何汝宾在优化战术与战力后，将目光投向海防设施的系统性建设，构建以昌国卫为核心，钱仓所、爵溪所、石浦所等卫所为辅，“烽燧相连”的防御体系。一旦发现倭寇踪迹，烽燧便会迅速发出信号，附近的军队能够立刻响应，做好战斗准备。这种“预警—防御—支援”的闭环，彻底改变了舟山防御孤立、被动挨打的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建设，舟山的海防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军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大幅提升，海防设施坚固完备，军民同心同德，为抵御倭寇的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成效在天启三年（1623年），明代官员周应宾所作的《赠何仲升晋秩副镇》一诗中可清晰窥见：虎豹雄关拥重兵，已和岛虏夺先声。舳舮十万乘风举，组练三千耀日明。金印肘悬营柳静，宝刀手舞阵云平。师中三锡君恩重，报国须垂麟阁名。诗中“何仲升”即何汝宾，“秩副镇”即升任副总兵。此诗生动展现了何汝宾治理下的海防盛景。

修志存史　镌刻海疆记忆的文脉传承

何汝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海疆的守护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在整军备战的同时，他还主持编撰《舟山志》。《舟山志》的编撰，从一开始就带着务实与远见的双重特质。何汝宾摒弃地方志重人文风物的固有传统，在志书上花费大量篇幅记录与海防有关的内容，如海山之险、防守之策，以及飓风、海潮等异常自然天象，作为海上参考用书。这种以“实用为核心”的编撰思路，与他整军备战的逻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整军是守当下，修志是留长远，二者均围绕解决舟山的实际问题进行展开。

除了记录实用信息之外，何汝宾更注重对舟山独有文化符号的抢救性留存，主要体现在对“石览”字的系统记载。此前宋代《昌国州图志》中虽提及邱家石览、干石览等地名，却未阐释其含义。经何汝宾走访渔民得知，这一用字源自海水冲蚀形成的穿孔岩石，当地渔民称其为“竿缆石”。何汝宾在编撰《舟山志》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将“石览”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名通用名记录在志书中。这一举措使得“石览”字成为记录舟山独特海蚀地貌类型的通用名，彰显了舟山地名与民俗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独特魅力。

民心为证　承载刚柔治理的海疆回响

何汝宾的政绩与情怀，最终在“民心”上得以体现。天启年间，普陀山僧众与百姓感念其“领兵护持佛道场，保一方安宁”，在其任职期间便自发筹资修建“何公祠”，并请礼部尚书薛三省撰写《副帅何公生祠碑记》，碑文中“公之守舟山，如磐石镇海，寇不敢近，民得以安，此非独武功，实有文德焉”的评价，恰是对其“刚柔相济”治理之道的印证。他调任离开后，岛民又立《何公去思碑》，“述其功绩，望其归来”。

如今，何公祠与《何公去思碑》虽已不存，但《副帅何公生祠碑记》仍留存于普陀山正趣亭内，碑文斑驳间，依稀可见当年军民对这位将领的拥戴之情。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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