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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自唐代设立县以来，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又是海防抗倭的前哨阵地，还是观音道场的佛国圣境。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使得舟山成为中国古代海洋诗歌生成与发展的一片沃土。

肇始于唐代：海疆军旅的初啼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舟山设置翁山县，标志着其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管理体系。舟山这一萌芽期的诗歌，多以军事活动为切入点，笔下的海洋与帝国的武功和疆域的壮阔相联系。

目前有明确记载且歌咏舟山风物的唐诗首推“诗鬼”李贺《画角东城》。诗云：“河转曙萧萧，鸦飞睥睨高。帆长摽越甸，壁冷挂吴刀。淡菜生寒日，鲕鱼潠白涛。水花沾抹额，旗鼓夜迎潮。”此诗题“东城”，清代学者王琦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考证认为，所咏应为甬东水军操练场景。“旗鼓夜迎潮”则生动描绘了水师于潮汐中演练的壮观景象。诗风奇崛瑰丽，充满动感，展现了唐帝国海疆的军威与活力。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游历东南，作有《观音大士赞并序》，以赞佛为主，但其序文中对海山景色的描绘，已开后世普陀山题咏之先声。晚唐诗人陈陶《蒲门戍观海作》亦常被后世方志收录，“廓落溟涨晓，蒲门郁苍苍。登楼礼东君，旭日生扶桑。毫厘见蓬瀛，含吐金银光”等句，气象宏阔，展现了文人对东海仙山缥缈景象的浪漫想象。唐代舟山诗歌虽存世数量极少，但已初步奠定了海洋诗歌的两种重要取向：一是纪实性的海疆书写，二是想象性的仙岛抒怀，为后世发展开启了源头。

初显于两宋：海洋书写的拓展

两宋时代，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浙东地区成为畿辅之地，文化空前繁荣。舟山群岛作为近畿海域，其战略与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吸引了更多文人、官员的注目，海洋诗歌创作也随之增多，题材和内容得到显著拓展。

这一时期，不少名臣文豪留下了与舟山相关的诗篇。北宋柳永《鬻海歌》真实反映了包括舟山盐民在内的沿海灶户的艰辛生活，充满了现实主义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是宋代海洋诗歌中少有的关注底层民众的力作。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期间，关心民瘼，其《收盐》诗“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则从管理者的视角，反映了盐业管理的复杂局面。

至南宋，海洋书写更添家国情怀。大诗翁陆游多次泛海，其《海山》诗：“补落迦山访旧游，庵摩勒果隘中州。秋涛无际明人眼，更作津亭半日留。”清晰点出了普陀山（补落迦山），诗中充满对海山明丽景色的欣赏与羁旅闲情。及至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南奔，途经舟山群岛的“苏州洋”（今嵊泗一带），写下《苏州洋》一诗：“一叶飘摇扬子江，白云尽处是苏洋。便如伍子当年苦，只少行头宝剑装。”将个人命运与国破家亡的悲怆融入浩渺海洋之中，苍凉悲壮，极大地提升了海洋诗歌的情感厚度与精神高度。

两宋的舟山海洋诗歌，从生产生活到个人抒怀，再到家国命运，题材日渐丰富，标志着舟山海上诗路已初步显现其轮廓与影响力。

自觉于元代：海上游历的抒怀

元代，普陀山佛教香火鼎盛，吸引了更多文人墨客专程游历。海上游历之风兴起，促使海洋诗歌创作从被动触景生情转向主动寻幽探胜，创作主体意识更为自觉。

书画巨擘赵孟頫曾游历普陀，其《游补陀》诗云：“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见潺湲。两宫福德齐千佛，一道恩光照百蛮。涧草岩花多瑞气，石林水府隔尘寰。鯫生小技真荣遇，何幸凡身到此间。”诗歌不仅描绘了“海上仙山”的缥缈景致，更强调了其作为皇家护持的佛国圣地的崇高地位，表达了个人的荣幸与赞叹之情，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

更能代表元代舟山海洋诗歌特色与成就的，当推“浙东三大家”之一的学者兼诗人吴莱。他平生喜远游，泰定元年（1324年）夏曾东游入海，深入昌国州（今舟山群岛）各岛礁进行实地探访。其此次游历的详尽记录《甬东山水古迹记》，是一篇极具价值的山水游记散文，生动描绘了舟山的山海奇绝。与此同时，他创作了《登岸泊道隆观观有金人闯海时斫柱刀迹因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二首》《夕泛海东寻梅岑山观音大士洞遂登盘陀石望日出处及东霍山回过翁浦问徐偃王旧城》（八首）以及《次定海候涛山》等一系列纪行诗。这些作品均将海洋的自然属性以极具个性化的豪宕笔触呈现于诗卷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元代海洋诗歌的意境与表现力。

兴盛于明代：海疆史诗的高峰

明代是舟山古代海洋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品数量激增，题材空前广阔，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均达到高峰。这一兴盛局面与明代的海疆经略密切相关：前期朝廷海禁与卫所制度、中期猖獗的倭患与波澜壮阔的抗倭斗争、后期南明鲁王政权在舟山的抗清活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其厚重而悲壮的素材。诗人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参与者，他们的诗歌堪称一部用韵文写就的“海疆史诗”。

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作《海上杂谣》组诗，如“金鸡山下是蛟门，霹雳声中万马奔。放船只在须臾间，不到桃花即马秦”等，以豪迈雄壮的语言描绘了舟行甬江出海的境况，开启了明代诗歌多元发展局面。

海禁政策给舟山民众带来深重灾难，诗人胡邦器《赠复翁堂》“境入翁州触处佳，迁民痛忆旧生涯。奏闻京国三千里，诏复闾阎十万家。海上有天重日月，山中无地不桑麻。丈夫功绩应难泯，特匾高堂永岁华。”则在平淡叙述中折射出对朝廷政策变迁的感慨及对民生疾苦的同情。

抗倭斗争是明代舟山诗歌最激昂的乐章。大批抗倭将领本身就是诗人，他们的诗作充满了金戈铁马的豪情与保家卫国的壮志。抗倭名将俞大猷《舟师》、总督胡宗宪《题受降亭》、洪懋《点绛唇·题平倭关口》等诗词，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抗倭诗群”。张可大《舟山城工告竣喜赋》则将视野提升至海防建设层面，“从此东南归锁钥，不飞片檄下三韩”歌颂了舟山城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明末清初，舟山成为南明抗清的最后堡垒之一。鲁王朱以海监国于舟山，张名振、张煌言等将领在此坚持斗争。张名振《登山》“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张煌言《哭定西侯墓》、闻性道《同归域》等诗，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历史，字里行间充满了孤臣孽子的血泪与不屈的民族气节。大学者顾炎武《海上》组诗四首，“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将家国之痛、兴亡之叹融入海天苍茫的意境之中，沉郁苍凉，成就极高，堪称明代舟山海洋诗歌的压卷之作，与唐代诗圣杜甫《秋兴》组诗八首双峰并峙，其深沉历史感一脉相承。

四溢于清代：诗路网络的延伸

清代中期海禁放开后，海洋渔业、贸易再度繁荣。舟山海洋诗歌在明代兴盛的余绪下继续发展，成为江南密集诗路网络向海洋的延伸。

海疆安宁是民生所系，清代水师将领的诗歌多以此为念。浙江提督陈天培《巡洋》“薄海晴空画角鸣，艨艟队队列旄旌。金戈日耀山根岙，铁甲云屯水面城”，艺术地再现了水师巡洋的壮观场面和守护海疆的职责。后一提督李长庚在剿灭海盗战斗中殉国，其所作组诗饱含对将士与渔民的深情，悲壮感人。

描绘海洋生产生活风情的诗歌更具地域色彩。张斐《东海打鱼歌》详细描绘了海禁初开后渔民春季出海的盛况。陈庆槐《舟山竹枝词》组诗十六首，其二“面条鱼细墨鱼鲜，鲎酱螺羹上酒筵。橄榄村中贩虾米，桃花山下种蛏田”，用质朴的语言生动描写了渔村丰富多样的海产品和百姓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其《登黄杨尖作歌》则放歌舟山本岛第一高峰的壮美景色。

至清代，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佛教文化发展至鼎盛，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前来朝圣题咏。康熙年间编纂的《南海普陀山志》收录诗歌400余首。诗坛领袖王士祯、性灵派大家袁枚、浙东史学家全祖望、学者朱绪曾、文学家姚燮等纷纷留下墨宝。他们的诗作或空灵禅寂，或气势磅礴，将海天佛国的圣境意象渲染到极致，构成了清代舟山海洋诗歌中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悲壮于近代：血泪战歌的绝响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定海（舟山）作为首当其冲的战场，两度被英军攻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壮烈殉国。这场划时代的民族灾难，催生了最后一波悲壮激昂的舟山海洋诗歌。

抗英主帅葛云飞本身就是一位诗人，其《宝刀歌》《自赞小影》《抒怀诗》等，“快逾风，亮夺雪。恨斩夷人头，渴引仇人血。……吁嗟乎，男儿是处一片心肠热。”充满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是其人格与精神的真实写照。战后，众多诗人以诗笔记录这场惨烈的战争，悼念英烈。姚燮《闻定海城陷》“蜃雨濡军帻，狞飙拉将旗。饮泥怜久饿，摩壁誓同危”，真实描绘了战争的残酷与守军的英勇。赵函《哀舟山——吊定海三镇也》长诗，更是以史诗般的笔法，详尽记述了定海保卫战的全过程，悲愤交加，感人至深。这些诗歌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忠实记录，闪耀着不朽的爱国主义光芒。

纵观舟山古代海洋诗歌的发展轨迹，从唐音初啼到近代绝响，其脉络与中国海洋经略史、区域开发史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相向前行、史同频共振。它一步步从对海洋的外部观察和想象，走向深入的内部体验和情感投入，最终深度参与了国家海疆的重大历史叙事，成就了其厚重而辉煌的海洋文学史诗。

本版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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