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到了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有好多，但不愿再读书是确实的。

一

曾经我也是一枚妥妥的学霸。小学二三年级，汉字还不能认全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阅读。我们那时没有《十万个为什么》，也没有啥童话书。我最初的阅读和我的姨婆有关。

我的姨婆是一个好客的人，她住定海东门头，也就是现在定海古城一带。每次总给我们姐弟买点小零食，这份慷慨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感恩。除了小零食，她家还有一箱子连环画，那是我的至爱，我能坐下来静静地看上半天。《小兵张嗄》《半夜鸡叫》《智取威虎山》等等，应该是我年少最早的图书启蒙。我把这些书翻了又翻，差不多快翻烂了，也开始上学了，连环画已经不能满足我阅读的愿望。

终于有一天，母亲在大扫除时，从床底下拉出父亲年轻时保留的一箱书，书页都已经发黄、破损。我记得有一套浩然的《艳阳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都是老式字。还有一套《暴风骤雨》，作者是谁记不清了。这两本书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大抵是那时精神食粮太少了。我非常投入地阅读，除了上学、写作业，沉浸其中，不能自拔。那时我家还用煤油灯，以至于母亲害怕我的视力受影响，而事实确实如此，视力开始直线下降。

我记得1979年，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真的是万人空巷。当时定海的老电影院在现在的文化广场一带，连续24小时放映，还是不能满足市民观看的需求。我也被父母带去看了，尽管看得懵懵懂懂，却情不自禁被电影里的情节感动，为黛玉的遭遇流泪。我甚至疯狂地喜欢上了越剧的唱腔，惟妙惟肖地学唱段。

二

阅读让我拿起笔开始创作，甚至像模像样地写小说，对于老师布置的作文，我更是信手拈来，作文好多次成为老师的范文。

很快，我快乐的小学生涯结束了，我也如愿考进了舟山中学（那个时候舟山中学有初中段，从1978年开始，初中正式向全市招生）。当时，作为浙江省第一批重点中学，学校的设施、师资应该是整个舟山最好的。对我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有许多好书。受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影响，我初一暑假就借了一套《红楼梦》，竖行，繁体字，很多描写看不懂，但还是爱不释手，陆陆续续读了四遍，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中学的这6年，正是中国文艺百家争鸣的时代，很多“大家”都在那时产生，如张抗抗、张洁、张承志、王安忆、路遥、贾平凹，而那时中国文学杂志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如《十月》《收获》《当代》《作品与争鸣》等。舟山中学图书馆都能看到这些杂志，我和几个同学看了后还互相交流心得，有时还为一些见解争得面红耳赤。我最推崇的是王安忆的小说。那时她的小说一在文学杂志刊出，我就如饥似渴地追读，细腻描述中的深刻、饱满，平淡中的独到见解，都让我喜欢，这种痴迷的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追星，而且这种追星更长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依然不曾改变。我几乎读了图书馆所有的世界文学名著，觉得最晦涩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可能对于我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是太沉重的阅读。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迈入大学校园，彼时，中国的诗坛正是星光灿烂，舒婷、北岛、顾诚的诗风靡一时，有一阵子，我喜欢上了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把这些诗作都抄下来，渴望着是不是有一天也会有人给我写这样激情的诗。

理想是浪漫的，现实是骨感的。虽没有等到一首这样的诗，我却开始写起了朦胧诗，还把一些自以为得意的诗作寄给了舟山师专的楼同学，她的老师正是舟山著名朦胧派诗人孙武军。她写信告知我，孙老师觉得诗作还行。受到鼓励，我又写了很多朦胧诗作，但可惜最后一首也没有保存下来。

后来想再写朦胧诗，却一句也写不出来了，看来，诗真的是需要年轻和激情的。应该在2010年后吧，一次在普陀山采访时，碰到了舒婷，她已经是一名优雅的中年人了，采访中说得多是普陀山的旅游前景，关于诗却好象没时间和她交流。还和她一起合影了，但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这张照片，我终究没有拿到。

说了这么多读书往事，我还得吹嘘一件事情。读大学时，有一个树人文学社，我凭一篇短文就成了会员，很快迎来了会员大会，会长是中文系大四的师兄。有一次，他请来了杭州的一些青年作家和我们联谊，我也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当时余华也在其中，还没出名。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年轻气盛的我和他书信交流了好多次，讨论生命和生活的真谛，我记得自己非常偏激地拷问他社会上的不公和生活的残酷，而他总是耐心予以疏导。后来大学毕业时，我嫌携带麻烦，将所有的书信付之一炬，和文学名家的近距离接触就此失去了。

人生和人性就是一个永恒循环的怪圈，而文学和读书伴随我们不断成长。看来我还是得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