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光是在东极的庙子湖岛上度过的。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岛上的我们来说，看一场电影是件顶稀罕的大事。幸好有驻岛部队，团部就在庙子湖，我们因此比青浜、东福山那些岛上的伙伴多了不少“眼福”。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心里便会装满好几天的幸福感。

放映点设在炮台岗墩，是山顶一块难得的平地，也是战士们的篮球场。从家里过去，得沿着部队修的海防公路走上半个钟头。一听说晚上有电影，整个岛都活跃起来。家家户户早早升起炊烟，孩子们更是急不可耐，胡乱扒几口饭，就搬起小板凳，呼朋引伴地往山岗上赶。若是家里来了客人，那待遇更高——我们得扛着家里的长条凳去，提前给客人占好位置，散场后再吭哧吭哧扛回来。这大概是我们能想到的、最隆重的待客之道了。

场子里的座位自有默契。放映机前那块四四方方的地界，永远是留给解放军叔叔的，岛上的大人小孩都自觉地围着那块“核心区”，在四周摆开自己的凳椅。那时候年纪小，电影情节多半是囫囵吞枣，凑热闹的心思远大于看懂故事。我最盼的，其实是电影开演前的那阵喧腾。各连队之间总要“拉歌”，那场面，至今想起还让人心头滚热。只听这边喊：“守备连，来一个！”那边应：“一二三，快快快！”节奏分明的掌声哗啦啦响起，像一阵急雨。接着，战士们憋足了劲的歌声便炸开来，《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歌声嘹亮得仿佛能把海上的雾气震散。那声音混着海浪的节拍，在山顶盘旋，能把人的血都唱沸了。这拉歌，成了每场电影雷打不动的序幕，比正片还让人惦记。

电影不是天天有。逢“八一”、春节，放映的次数就多些；若是刮起九级以上的大风，或是下雨，那肯定没戏。为了不白跑一趟，岛上的人们都练就了“侦察”的本事。眼睛尖的会盯着码头，只要看见交通船或登陆艇靠岸后，有战士拎着那几个方方正正的铁片盒子上岛，消息立刻就像风一样传开：“晚上有电影看喽！”也有人留意部队的动静——驻扎在最南边的炮兵连，要是傍晚时分战士们拎着小凳子列队往团部去，那也准没跑。军民关系亲厚，部队有了好消息，总会想办法让我们知道。

有一年暑假，我住到青浜岛外婆家。岛上黄胖山也驻着一个连队。有一天听说连里要放电影，我可乐坏了，缠着二舅舅一定要带我去。二舅舅是岛上有名的文艺积极分子，谁家有喜事都爱请他唱上一段，我也最爱跟在他后头。他拗不过我，却再三叮嘱：“路上可别睡着了！”我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保证一定精神百倍。

那一路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到了黄胖山，和青浜岛的新伙伴们疯跑玩耍，早把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电影才放了一半，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海风一吹，更是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就歪在舅舅身上睡了过去。最后还是舅舅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回家。结果，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怕是在山上着了凉。外婆心疼得直数落舅舅没照顾好我。看着舅舅挨训时无奈的样子，我躲在被窝里，又难过又羞愧，都是自己贪玩惹的祸，却让舅舅平白挨了一顿骂。

在所有看过的电影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放映那天，听说青浜岛那边就摇过来十几条小舢板。那种小木船，全靠人力摇橹，在海上颠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庙子湖的后岙，下船还得再翻山走二十多分钟。可那天晚上，炮台岗上真是人山人海，连周围的小山坡都站满了人。随着剧情推进，抽泣声开始零星地响起来。到后来，整个场子都被压抑的哭声淹没了，甚至有人忍不住嚎啕出声。电影结尾，兄妹团聚的亮色那么微弱，根本驱不散漫山遍野的悲伤。散场时，许多人都红肿着眼，默默往下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那哀婉的歌声，好像粘在了海风里，一路跟着我们回家。直到今天，我偶尔还能哼出那句：“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

如今，露天电影早已消失在时光里，炮台岗墩或许也变了模样。但每当想起，耳边总会先响起那山呼海啸般的拉歌，眼前浮现出银幕的光投在密密麻麻、聚精会神的脸庞上的景象。那不只是电影，那是一代人的美好夜晚，是海浪声中永不散场的光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