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是第一课堂”写入法律的背景下，家校责任边界却仍是实践中的模糊地带。本期访谈聚焦我市两位90后新秀班主任——普陀小学陈将凤与舟山第二小学徐雨婷。面对部分家长将教师视为“情绪保姆”的期待，她们没有陷入疲惫的应付，而是以“家校情绪共育责任清单”和“情绪日志”等创新工具，智慧地将焦虑转化为协同行动，让家庭与学校这两股同向的力量，更专业、更温暖地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

新区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是第一课堂”，将家庭教育提升至法律层面，也为家校协同划定了核心原则：学校与家庭各司其职、同向发力。但仍有部分家长期待教师承担“情绪保姆”角色。您在日常工作中，是否曾因家长对“孩子情绪波动”的过度解读而被迫调整教学节奏？您认为班主任在厘清教育责任边界时，最有效的沟通工具或制度设计是什么？

舟山市新秀班主任普陀小学　陈将凤

清单为桥，共育为壤：家校边界下的成长守护

在班主任日常工作中，部分家长将孩子情绪调节、习惯培养等完全寄希望于学校，期待教师充当“全能情绪保姆”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我看来，班主任厘清家校教育责任边界，并非划分“教育鸿沟”，而是通过常态化沟通，如家访+具体化清单，构建“各司其职、协同共育”的教育生态，让家庭与学校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同向力量。

我以前的学生小宇，性格敏感内向，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也因工作较少陪伴，等到发现问题时，小宇已深陷手机依赖，家庭作业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干脆拒绝完成。一次母子沟通失败后，小宇妈妈连续发来十几条微信，既质疑老师“监管不力”，又绝望直言孩子“没救了”，声称自己无力再教育。更让人意外的是，第二天家长竟未让孩子到校，想让他体验脱离校园后的“工作辛苦”，这一行为直接打乱了班级正常教学节奏。为安抚家长情绪、解决孩子问题，我不得不暂停一节课的教学计划，专程上门家访。这次激烈冲突后，小宇的敏感情绪愈发严重，更不愿与人交流谈心，教育陷入了僵局。

深入家访沟通后我发现，这次矛盾的爆发，根源并非孩子“无可救药”，而是家长对孩子情绪的过度解读、自身教育挫败感的累积，以及无人倾诉的焦虑。家长将教育责任全盘寄托于学校，却忽视了家庭作为“情绪第一课堂”的核心作用；学校在缺乏明确责任指引的情况下，也难以精准承接孩子的成长需求。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着手设计了“家校情绪共育责任清单”，并借助家访和家长逐条沟通。

清单明确：家庭需承担“情绪启蒙”责任，比如教会孩子识别自身情绪、接纳负面情绪，用高质量陪伴填补情感空缺；学校需承担“情绪引导”责任，比如通过主题班会讲解电子产品危害，在集体活动中搭建孩子的自信平台，及时承接孩子的心理需求。

针对小宇的情况，我单独和家长沟通，特别建议增加亲子互动，并建议进行户外运动的情绪释放训练，比如与小宇每周爬山，或者周末和小宇一同骑自行车放松身心。孩子将情感需求放入电子游戏，本质上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了家人的关注，渴望温暖。

在学校里，我让小宇担任图书角管理员，让他在自主管理中学会责任，既增加了孩子被需要的情感需求，也提升了现实生活中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一学期以后，小宇逐渐变得开朗，家长的情绪也不再“易燃易爆”，孩子学习虽然仍需要督促，但教学节奏得以回归正轨，孩子也没有再逃避上学。

“老师，我的孩子只听您的话，麻烦您多费心”这句话，很多同行都耳熟能详。但家校共育从来不是“谁来负责”的博弈，而是“如何分工”的协同。家庭是孩子情绪的“第一港湾”，家长的接纳与引导，是孩子情绪管理的基石；学校是孩子成长的“练兵场”，教师的职责是搭建平台，让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学会调节情绪、融入人群。班主任作为家校沟通的桥梁，不能被动充当“情绪保姆”，而要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工具，加上适当的家访，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明确各自的责任边界。

只有家校各司其职、同向而行，才能让孩子在家庭的温暖守护与学校的理性引导中，成长为情绪稳定、心智成熟的个体，这才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

舟山市新秀班主任舟山第二小学　徐雨婷

守好教育边界　共育成长沃土

小学阶段的孩子正处于情绪认知与管理的萌芽期，情绪波动本是成长常态。然而教育实践中，“孩子情绪波动”常成为家校责任的模糊地带——部分家长将孩子的正常情绪反应过度解读，期待班主任扮演“情绪保姆”角色，甚至要求教师为个体情绪问题调整整体教学节奏。我曾多次面临此类困境，也在实践中探索出厘清责任边界的有效路径。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篮球风波”。小李和小王因为争抢篮球，扭打在一起。因为小王个高力壮，小李的手臂被捏出了淤青。小李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刻联系我，说孩子被欺凌了，必须给个说法，给予小王严重警告处分。

我并未急于辩解，而是先呈现完整事实：监控画面显示小李和小王的冲突系运动时的普通矛盾，随后小王主动向小李表达歉意，小李在我的引导下与其达成“文明运动”的约定，当天下午两人已正常玩耍。

接着，我使用“三明治”沟通法，先共情她的担忧，然后以客观平和的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学校的责任是引导孩子学会友好相处、正确处理矛盾，我已第一时间介入矛盾并帮助解决，后续在班级中开展了相关主题班会；家长要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事后引导孩子学会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最后，我将落脚点放在未来的行动上，与小李妈妈经常沟通“培养孩子沟通和解决矛盾能力”的方法，家校形成了良性互动。这种由“共情肯定—提出意见—激励行动”的“三明治”沟通方式避免了对立，让家长在接受事实的同时，理解情绪教育的分工。

我还在班级中推行“情绪日志”：学生在日志本中用图画或文字记录每日心情，家长填写“家庭观察”，教师填写“日志批注”。

三年级的朵朵曾连续三周在日志中记录“生气”，原因多为“后桌总是碰我的椅子”。朵朵妈妈看到后，起初认为是同学“故意针对”，想让我调换座位。我在批注中写道：“朵朵能清晰表达情绪原因，非常棒！这是学会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同学间的小摩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不妨引导她尝试说‘请你不要碰我的椅子’，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同时，我在班级开展“我是情绪的小主人”活动，教学生正确表达情绪。两周后，朵朵日志中“开心”的次数明显增多，妈妈也在日志中写道：“引导朵朵主动沟通后，她不再轻易生气了，原来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需要慢慢培养。”

“情绪日志”让家长跳出“碎片化观察”，全面了解孩子的情绪状态，也让家校沟通有了具体的落脚点，避免了因单一事件引发的过度解读。

沟通工具解决的是具体问题，制度设计则能从根本上厘清教育责任边界，形成长效机制。

开学初，我邀请家长参加“家校共育座谈会”，共同制定《班级情绪教育公约》，明确三方责任。另外，每学期开展“家长成长课堂”，低年级聚焦“儿童情绪发展规律认知”，中高年级侧重“家庭情绪引导技巧”，围绕“家校责任边界”，邀请学校心理老师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关于情绪教育的核心条款，通过情景模拟，直观感受不同沟通方式的效果，强化“家庭是情绪教育第一责任主体”的认知。

在处理孩子情绪问题时，我的教育哲学始终围绕“三个不”：不替代家长承担情绪教育的核心责任，不因家长的过度解读放弃教学原则，不忽视孩子的真实情绪需求。孩子的情绪成长既需要学校传授情绪管理的方法与技巧，也需要家庭提供情绪滋养的土壤与空间，两者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