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午后，风歇了，天干净得没有一丝云。我骑着单车从东港往渔港去，一个多月没来，这里已悄悄变了模样。渔港边步行道旁的变电所外墙，披上了一幅幅色彩鲜亮的渔民画——摇橹的船老大、击浪的汉子、挑鱼的妇人……咸腥的海风里，忽然多了些烟火气的文艺。

台轮码头入口右侧，是一幅收网的巨幅壁画。离画不远的水泥柱旁，坐着一位老人。她驼着背，脑袋几乎埋进怀里，像一只收拢翅膀在阳光下打盹的鸟。阳光直直照在她的侧背上，行人匆匆，无人驻足。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仿佛与壁画融为一体，成了这码头最不显眼却最戳人心的一景。

我走近，才看清她的模样。灰白毛线帽下，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玫红色呢大衣已有些褪色，脚上是一双红棉鞋；手里拄着两根拐杖，身子微微前倾，像极了童年记忆里划旱龙舟的姿势。胸前的丝巾，透出几分不曾被岁月磨灭的体面。我悄悄举起手机，她似乎察觉了，微微动了动身子。

“阿婆，一个人在这儿晒太阳？”

她抬起头，指了指我的手机，语气里带着迟疑：“这个……要钱的吧？老贵了对不对？”

我怔了一下，才明白她是对这“咔嚓”作响的小玩意儿感到好奇。“不贵，就是普通手机。”

她点点头，又低下头去。我问她年纪，她声音沙哑：“快九十了。”

“老伴还在吗？”话一出口，我便有些后悔。

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抬起颤巍巍的手，露出手腕上那只旧表：“我老公的，他戴了一辈子。前几年走了，我就把表留下来，戴着作伴。”她低下头，用粗糙的指腹小心摩挲着表面，“你看，上海牌的，字还清楚着呢。”片刻，她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光，声音也扬了起来：“我是正宗荷外人！我老公是捕鱼的，这一片有名的带头船老大！”她用力竖起大拇指，可那光彩很快黯淡下去，只轻轻叹了口气：“唉，可惜五年前走了，就剩我一个老太婆了。”

我问起她的儿女。她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笑得像朵菊花：“四个娃呢！有个在鲁家峙船厂当领导……”她语气里的骄傲，几乎要溢出来。说完，她反过来打量我：“你是哪里人？来这儿做啥？”

我如实相告。她咧嘴一笑，念叨起老话：“展茅大展我晓得，那地方是搞农业的哟。”我笑着点头，逗她猜我的年纪。她凑近些，仔细端详了半天，认真地说：“60多岁了吧？”我一时哭笑不得。她反而乐了：“是你让我猜的嘛，再过些年，我孙子都差不多你这年纪了。”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阿婆，你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

她腰板微微一挺，眼里有了神采：“你眼光真准！我年轻的时候可出挑了，还会唱歌呢！”我怂恿她唱两句，她也不推辞。《白毛女》的片段，从她漏风的齿间断断续续飘出来，调子忽高忽低，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我跟着起头，她顺着往下唱，兴起时还用拐杖轻轻跺地，身子随着节奏微微摇晃。

不知不觉，夕阳已染红了鲁家峙大桥那边的海面。“阿婆，太阳落山了，风凉了，早点回家吧。”她掏出手表看了看，摆摆手：“还早，我再等等。”

原来，她不光是在晒太阳，也在等归港的渔船。亲人或熟识的渔民会送她些鱼货。我这才注意到她脚边的塑料袋里，竟装着一只冷冻的蟹。“船上人送的，可我牙不好，咬不动。要是能有条带鱼就更好了，好回家送给别人。”我不知道这些海货最终会到谁手里，但想来，定是另一个需要这点温暖的人。

天色渐晚，我起身告辞。回头望了好几次，她还坐在那幅巨大的渔民壁画下，瘦小的身影在夕阳里渐渐融成一个黑点。这渔港的日日夜夜，潮起潮落，见过多少像阿婆这样的普通人。老了，就安安分分泊在港湾里，守着回忆度日。壁画上那些热闹的劳作场景，曾是她们真实的人生；而如今，壁画下的静坐与等待，是漫长岁月里最后一段安静的尾声。

我陪她唠的这半个多小时，也许只是她无数个午后里最寻常的一刻，如微光般转瞬即逝。可她摩挲手表时的温柔，说起往事时的骄傲、唱歌时的认真，却像海浪，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我从她身上，读懂了日子磨出来的韧劲，读懂了岁月不饶人的无奈，更读懂了孤独晚景里，那份从不曾丢失的善意与尊严。

海浪轻拂，永不停歇。就像渔港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只是在不同的年月里，换了不同的人，一遍又一遍，讲述着那些平凡而滚烫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