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全国各地城乡，跟踪观察数十个家庭，透视家庭温情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伤……最近，作家梁鸿推出了最新非虚构作品《要有光》。作为继“梁庄”系列之后又一力作，《要有光》不仅呈现出深刻的时代命题，更为青少年、家长及教育者提供了一盏微光，引导他们重新认知自我与社会，在阅读中获得治愈。

那么，时隔多年，梁鸿为何将笔触探向“那些被困住的少年”？这本书又引发了怎样的思考？让我们跟随这束源自理解与改变的光寻找答案。

“近几年，这本书一直在我脑海盘桓，它像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对于首次接触心理话题写作的梁鸿来说，青少年困境这一话题陌生又迫切，“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但我们的孩子却深受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困扰。”

梁鸿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母亲，她亲历过养育过程中的迷茫与痛苦，也深感孩子成长的不易，“我是博士毕业，好像懂很多知识，但面对孩子时也非常茫然。前几年，我之所以没写书，就是为了全身心照顾孩子，然后发现我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错位的，甚至是不畅通的。这也不是个例，我周围的朋友或多或少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只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表达。”

为什么如此多孩子遭遇心理健康危机？他们的家庭到底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带着这些问题，梁鸿开始翻看心理学的书籍，希望通过写作，对孩子内心的震颤有所呼应。

“近3年，我几乎全情投入，采访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孩子。这些采访，有的发生于补习班，有的发生于家庭或者精神病院，但关注的重心都是孩子，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接触孩子的过程也让她倍感压力，经历了好多轮崩溃，“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情绪有问题的孩子，他们心理创伤非常严重，有的遭遇过家暴，有的不愿意上学，还有的会自残，甚至有孩子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洗头，散发出巨大的味道。”屡次产生退缩念头之后，想写的愿望还是在梁鸿脑中占了上风。“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些孩子负责，他们面对我的时候，眼神非常真挚，甚至愿意和我分享他们不愿意向父母表达的真实想法，让我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坚持把书写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为写作者，梁鸿最大的诉求，是用真实的表达击中父母内心，使他们重新审视与孩子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可能我没有提供具体的方案，但只要父母读完这本书，意识到自己在哪个瞬间错过了孩子，意识到自己思维惯性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很多年没有这样的阅读经验，阅读过程就好像坐过山车。”在首场分享会上，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认为《要有光》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书，并将之视作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写作成果，“它所呈现的内容关乎个体人生设想、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教育制度，能够激发许多讨论。”

他以“升学”为例，探讨今天父母不得不面对的普遍矛盾。

“大家都想要一种不想失败的人生，这种诉求却恰恰催生了大量失败者，非常令人困惑、痛苦。这也派生出很多家庭问题，比如养育过程中父亲缺位，造成母亲压力过大。许多父母都是在毫无经验、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承担了养育者的责任，这是非常不妥的。”

写作进程过半时，梁鸿意识到“父亲”形象在书中出现的太少了，“我努力回想，那么多采访者的讲述中却没有一个鲜明的父亲形象，只好就这样写下去。很多孩子都提到，父亲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是缺席的。他们也会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看法，比如大男子主义、羞于表达情感等等。这其实也是一种来自孩子的呼唤，他们潜意识里还是希望父亲‘在场’。如果没有这种缺位，一个家庭的结构也会趋于平衡，可能许多母亲也不会过得那么艰难，可以去追逐她们的事业，避免对孩子的过度关注和控制。”

“许多关系层面的压力都来自以爱之名的压迫和伤害。”孙甘露说，“有时候家长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他们会不自觉把精神压力转嫁给孩子；甚至长期刷微信、短视频等行为也反映出某种精神问题，代表这个人无法对有一定长度、深度的内容保持持久的关注……”

梁鸿用极强的文学能力，洞察了青少年问题投射出的认知错位。“《要有光》从孩子、母亲、病患三个角度，剖析了中国不同城市、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处境。青少年问题不仅是孩子心理滑坡的表现，也反映出家长、社会、教师和学校的某种缺位。”

孙甘露还提到康拉德的小说《阴影线》，让人们意识到“光”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孩子成年之前的精神生活充满冒险，一旦他们无法迈过人生中的阴影线，就有可能失去生命。人们总说要表达爱、表达理解，但其实感情更多时候是种感受，很难简化为孩子听不听话或者父母说得对不对，有些话我们当下听的时候没有感觉，几十年后却突然会想到这句话，意识到它的可贵。”

据《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