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信纸上的蓝墨水怎么晕成地图了？”父亲少年时的疑问，此刻正摊开在我掌心。祖父摩挲着檀木匣轻叹：“这是你太公的眼泪渍的。”——题记—

1991年的春风裹着咸腥，将虹桥机场的玻璃幕墙擦得锃亮。祖父攥着父亲的手，在接机口来回踱步。忽然，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在通道尽头——曾祖父拄着枣木拐杖，驼色大衣下露出半截褪色的蓝布衫，那是离家时的旧衣。

“阿爹！”祖父的呼喊带着颤音。曾祖父的拐杖“咚”地砸在大理石地面，他张开双臂，却先抱住了祖父身后的杨梅枝——那是祖父特意从老家带来的。枯瘦的手指抚过嫩叶，他忽然将脸埋进枝叶间，台腔混着舟山话的哽咽在候机厅回荡：“回家了……总算回家了……”

回舟山的轮渡上，曾祖父始终攥着那枝杨梅枝。黄浦江的浊浪拍打船舷，他望着渐远的上海滩，忽然说起往事。那年他才十四岁，为糊口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扛包，后来跟着货船去了台湾。“临走前，我在码头捡了块碎木。”他摩挲着拐杖，“想着等安顿下来就削根拐杖，谁知这一走就是四十三年。”

曾祖父抵达白泉老家时已是黄昏。那晚，他踉跄着扑向祖宅后的杨梅林，暮色中，他颤抖的手抚过每一道树纹，仿佛在辨认失散多年的亲人。“这棵是我出生那年栽的。”他的指尖停在其中一棵杨梅对的一处疤痕上，“那年闹饥荒，阿姆把最后一把米换了树苗，说树在，家就在。”

夜深时，曾祖父依然独自坐在杨梅树下。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与那个离乡少年的背影重叠。他轻声哼起舟山渔歌，枣木拐杖在泥地上画出歪扭的“家”字。

去年清明，我随父亲祭扫曾祖父墓。父亲从怀里掏出个铁盒，里面竟是那封1991年的家书。“这是太公最后的心愿。”他轻声说，“现在该和老人家一起归根了。”

山风卷起信纸的刹那，我仿佛听见三代人的足音在林间回响——1948年货船的汽笛，1991年轮渡的轰鸣，此刻都化作老树年轮里新萌的绿芽。

暮雨忽至，满山杨梅树沙沙作响。父亲忽然用混着台腔的舟山话喊：“阿爹，杨梅又快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