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蒲 文/摄

　　站在滨港路的观景台上，咸涩的海风依旧带着熟悉的气息。目光掠过鳞次栉比的高楼，落在远处码头上随波晃动的蟹笼，那些被尼龙线编织的童年记忆，便顺着掌纹里的老茧，在时光里清晰地铺展开来。作为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新居民之一，她的故事，要从2000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说起……

　　我姓房，老家安徽阜阳。2000年夏天，12岁的我第一次踏上沈家门的土地，跟着收破烂的父母住进荷外的出租屋。那时的滨港路还没有高楼林立，一些空地上摆满了老乡们打蟹笼的竹架，尼龙线在指间翻飞的沙沙声，成了我对这座海岛最初的记忆。

　　在打蟹笼的作坊里，我是年纪最小的“童工”。蟹笼分两种：八爪鱼笼要用粗绳密缠，指腹磨出血泡是常事；螃蟹笼虽用细绳，却讲究“扎口子”的巧劲——口子宽了蟹会逃，紧了蟹不进，全靠指尖那股子拿捏的准头。每天从凌晨4点到傍晚7点，十四五个小时弓着腰缠线，换来的是比扫马路还高的收入：当环卫工人每月挣300元时，我这个小学没毕业的丫头，靠双手能攒下四五百元。

　　作坊里的老乡们来自安徽、江西、四川，大多和我父母一样，在千禧年初背着蛇皮袋闯海岛。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打蟹笼，孩子们在作坊里跑着长大。蟹笼有十多道工序：剪网、穿绳、扎口、缠结、缝底……常常是三代人齐上阵——老人穿网片，中年妇女缠主体，年轻人扎笼口，叮叮当当的工具声里，织就的不仅是捕蟹的器具，更是外来者在海岛扎根的第一张网。

　　16岁那年，我放下蟹笼，走进“顺风大酒店”。不会写“紫竹林”啤酒的名字，照着酒瓶描红的窘迫；凌晨3点收工后，踩着月光走回荷外出租屋的疲惫；给客人点菜时，努力听懂舟山话“阿要加碗海鲜面”的笨拙。那时的沈家门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夜排档的霓虹刚亮起，我们这些新舟山人，正用擦桌子的抹布、端盘子的双手，努力创造自我价值。

　　后来结婚生子，在夜排档点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疫情期间，排档停摆，我重操旧业打蟹笼，发现当年的老乡们大多已离开：有人攒钱开了小卖部，有人跟着丈夫去了渔船上，还有人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后，自己进了海鲜加工厂。如今沈家门的蟹笼作坊只剩我一家，母亲来帮忙时总念叨：“以前十个口子好缠，现在网袋改成五眼，线更难绕了。” 

　　2016年在老家买房的决定，成了我心里一道未愈的疤。同样的钱，若在沈家门贷款，或许就能让孩子读上更好的学校。但抱怨归抱怨，我们这代人清楚：能从农村走进城市，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像蟹笼扎口般的死磕。老公在饭店后厨熬了二十年，从打荷工到主厨；我在夜排档记住了几十种海鲜的舟山叫法；孩子们在当地希望小学学会了说“阿拉舟山”，却在升初中时为户籍发愁……

　　如今走在滨港路，当年的打蟹笼作坊早已变成海景民宿。但每当看到码头上渔民搬运蟹笼，我仍能一眼分辨出“螃蟹笼”和“八爪鱼笼”的区别。我们没有“敢打敢拼”的传奇，只是千万个踏实劳动的新居民之一：住着出租屋，却把孩子的校服洗得干干净净；算着房贷车贷，却在台风天跟着社区去码头帮忙搬物资；盼着攒够首付，却也清楚这座海岛给了我们谋生的机会，我们也在用双手，为它织就更繁华的明天。

　　记忆的深海里，飘荡着无数个 “我”：是离开时老家村口的槐树，是初到时沈家门咸涩的海风，是打蟹笼时指尖的老茧，是饭店菜单上学会的汉字，是夜排档里听懂的舟山话，更是把他乡当故乡的勇气。我们或许永远成不了“厉害”的人，但我们知道，幸福不仅仅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是用双手编织生活时，就像当年打蟹笼的夏天，阳光穿过尼龙线的缝隙，在地上投下的，是属于奋斗者的清晰的影子。

　　后记：像小房这样背井离乡来舟山创业生活的外来人员，他们早已把他乡变成了故乡：他们的孩子在海边长大，他们的口音里混着咸涩的海风，户口本上的住址写成了“舟山普陀”；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既编织着蟹笼，也编织着这座城市的烟火人间。对于这些把舟山当作第二故乡的人来说，故乡或许是皖北平原的麦田，是川蜀山间的竹林，但此刻脚下的土地，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编织中，长成了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经纬。就像蟹笼网眼漏下的海水终将汇入大海，他们的汗水与笑泪，也早已融进了舟山的潮起潮落，成为这座渔港永远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