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勇现在的工作室

　　第一次直面梵高真迹的赵小勇

　　文森特·梵高不会想到，自己的遗作在一个世纪后，让一条面积仅0.4平方公里的深圳城中村成为全球最大的油画村。一群以仿制他的画为生的人，也因为《中国梵高》纪录片屡次登上热搜，并走向精神觉醒之路。

　　但凡看过《中国梵高》纪录片的人，都很难忘记那一群在光线昏暗的出租屋里临摹梵高名画的流水线画工。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膀子，蓬头垢面地赶工至深夜，然后横七竖八地席地而睡。

　　作为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赵小勇或许是其中最富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人。1972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阳，因为家境贫寒，初中一年级辍学后只身来到深圳闯荡，几经辗转才于1996年落脚大芬村，成为一名画工。

　　在大芬油画村的鼎盛时期，赵小勇一次可以接到类似5000张梵高《鸢尾花》这种大单。据当时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美国市场上流行的油画行画70%来自中国，其中80%产自深圳。靠着这个行当，头部画工可月入过万。

　　但《中国梵高》改变了赵小勇。从荷兰的梵高美术馆回来后，他不甘于只做临摹工作，希望创作自己的作品。

　　今年1月，赵小勇终于在深圳开了人生第一场原创展，尝试剥离那个旧日的身份。从画工向艺术家转型，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会是一场与现实脱节的美梦吗？

　　“我不是梵高”

　　赵小勇来了，嗓音听起来像是喝了一夜的酒。虽然已经53岁，但他人显得年轻，身上套着一件灯芯绒西装和一条牛仔裤。

　　他似乎保留了过去做画工的习惯，睡到中午才起来，把午饭当早餐吃。

　　《中国梵高》走红后，很多人专程跑到大芬村，来参观这个被阿姆斯特丹画商称为“梵高博物馆”的赵小勇工作室。迄今，赵小勇的工作室仍藏在村民楼深处，门口挂着两张海报：一张是《中国梵高》纪录片的剧照，另一张是“赵小勇艺术展”的展览信息。赵小勇并不排斥“中国梵高”这个标签，但他似乎更渴望表达另一个主题——“我不是梵高”。

　　做原创的初心，要追溯到2014年夏天那一趟欧洲之旅。面对梵高美术馆里的真迹，他仍记得那种感觉是“泪腺被顶得满满的，说不出话来，人呆了很久”。如此临摹二十年，画了十多万幅画，才惊觉自己的“失败”，“我永远临摹不出画里面那种年份感。”

　　赵小勇一直以为，自己的画被运到荷兰后，会被放在一个正规的画廊里卖，结果只是被摆放在一个纪念品商店，整张画布裸露在空气中，挤得密密麻麻任人挑选。沉沉的失落感让他一晚上没睡着。

　　除了荷兰，他还去了法国奥维尔墓园。那是他距离梵高最近的一刻。在梵高的坟墓前，他点燃了三根烟，然后冲着广袤的田野大喊了一声：“梵高！”这一声被收录在纪录片中的回响，仿佛穿越了时空，激荡了无数人的心。

　　回到中国之后，一种澎湃的激情在赵小勇的胸膛翻涌着。他觉得，哪怕一年画出一幅自己的作品，也算是成功。

　　他尝试过很多方向，最后，他决定从身边最熟悉的事物着手。依靠回忆，他画了一组过去的画室写照，是他和画工们每天在油画堆中一起吃饭，喝啤酒，打麻将，弹吉他，照料婴儿和调皮的孩童。

　　这是赵小勇最喜欢的一组原创。在他看来，那代表着大芬油画村在二三十年间的变迁。五彩缤纷的画面背后，是艰苦的岁月和逼仄的生活。

　　妻子的“星空”

　　在工作室等待赵小勇时，笔者先见到了他的妻子早春。她娴熟地泡茶，招呼每一位进店的客人。很多游客以为早春是赵小勇的助理或经纪人，但其实早春也每天作画，只是如今俩人的工作方向完全不同：妻子画临摹，丈夫做原创。

　　早春是赵小勇收的第一个学徒。她是江西赣州人，十五六岁就来到深圳打工。1994年，她入职了一家台湾老板开的工厂，专门做树脂类工艺品。也是在这家工厂，她认识了赵小勇。赵小勇当时是个技术工，会做一些彩绘，后来又决定跟着一位老乡的哥哥在大芬村学画画，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早春便辞职跟了过来。

　　那时候，大芬村的油画产业方兴未艾，早春就从零基础开始跟丈夫学画画。

　　和其他流水线画工不一样，赵小勇是给每个徒弟分派一张图，有人专门画《夜间的露天咖啡座》，有人专门画《向日葵》，只要这个订单来了，就全归这个人。一些画工几乎十年间都画同一张画，画吐了也得继续。

　　早春被分到的是梵高的《星空》。一开始，她的笔触很生硬，赵小勇就跟在后面一张张收拾，调整层次和细节。早春一边看书一边苦练，很快就出师了。

　　尽管订单越来越多，但因为价格低廉，夫妻俩的日子捉襟见肘。那时候是1998年，俩人连结婚都没有摆酒。　　

　　但早春觉得有钱赚就挺好，她干活的冲劲很大，从未离开大芬村。在《中国梵高》片中，早春不太同意赵小勇出国去看梵高的真迹，多次劝阻。但她告诉笔者，其实她是同意的，只是心疼钱。那一趟“梵高之旅”，赵小勇花了差不多五万块。

　　早春说，她也想去开拓一下眼界，但一听到要用这么多钱就退缩了。早春至今仍没去过荷兰，但她对这趟旅程充满想象，觉得如果现在要去的话，要再囤一点钱，因为得一家四口一起去。

　　在赵小勇的原创作品中，也能看到不少妻子的身影。他创作的第一幅写实照，就是妻子在画《星空》的模样。早春第一眼看见这画时，心想：“哎呀，我就长那样？”厚厚的蓝色套头衫显得她很胖。但后来看顺眼了，早春又很喜欢这个作品，一直舍不得卖。

　　油画工厂的消逝

　　在大芬村的入口，一栋楼的外墙上刷着八个大字：“世界油画，中国大芬。”游客在大芬村其实很容易迷路。无论走进哪一条小巷，都会看到画板上千篇一律的向日葵、田野和星空。

　　赵小勇不是这里唯一一个有艺术梦想的人。在这条小小的城中村里，或许还有数个“中国莫奈”“中国达·芬奇”，但他们还未扬名就已离散。

　　随着欧美批量订单的消失，流水线画工已然成为历史。如今，大芬村正在经历它的重生，原创画家遍地开花。尽管如此，很多人提起这个村子，还是下意识地认为里面的人只是在设计好的画布上“填色”，是熟练的工人而已。

　　2月，村里的大芬美术馆在展出一个“交响时空AI艺术作品展”，展览入口处写着“AI已成为关键驱动力，显著赋能艺术家创作”。这和几步之遥的大芬村里还在坚持手绘和原创的艺术家形成一种割裂的奇观。

　　在赵小勇的店铺角落，也摆放着一张他帮别人卖的AI画像，跟整个工作室的画风格格不入。但是赵小勇认为，当下如火如荼的AI绘画技术对大芬村的油画产业链造成不了冲击，因为它始终代替不了手绘和创作。

　　但那个属于流水线画工的时代确实消逝了。随着成本升高，油画工厂逐渐从中国撤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市场。

　　只有右手的疼痛时刻提醒着赵小勇那些过往。因为长年累月作画，他的右手患上了“网球肘”，有时候拿个水杯都感到疼痛。

　　不久前，赵小勇从一个堆放画作的仓库分别翻出来一幅2002年画的《星空》和《盛开的杏花》，它们被遗留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装裱。色彩在沉淀之后，随着时间的流转不停变化。那就像他的青春。

　　笔者问他：“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吗？”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当你有创作能力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画家了。”（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