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

　　普陀洛迦自唐咸通四年（863年）开山以来，迄今已千年有余。此千年之中，若欲对山中人、事、物、景给予详略记述者，莫过于撰写诗文或编纂《山志》。从目前资料来看，有关普陀山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而普陀山最早的《山志》当属元人盛熙明的《补陁洛迦山传》。此后《山志》编撰历代皆兴，连绵不绝。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普陀历代山志竟有二十余种之多，可谓蔚为壮观。然迄今为止，从史学层面对普陀山教僧二界进行综合撰述者，却近于无，实为大憾。

　　然而，《普陀山佛教史》的问世，使这一大憾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早在2016年，身为普陀山佛协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会闲法师即发心撰写《普陀山佛教史》（与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景天星合作）。作者历经八年，数易其稿，大愿遂成，并于2024年5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普陀山佛教史》的出版问世，不仅填补了普陀山史学领域的研究空白，更是实现了普陀山僧俗二界长久以来的夙愿，可谓功德圆满，法喜增上。

　　纵观《普陀山佛教史》，除了《绪论》部分对全书进行综述以外，该书的其余章节以朝代更迭为线索，共分为六章，分别为“佛教的传入与普陀山开山”、“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普陀山佛教”，从宏观层面对普陀山佛教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高僧、建筑、人文、教况、法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在本书第一章中，除了对佛教传入浙江及普陀山开山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外，还对佛经记载与东亚海洋航行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力地佐证了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或缺性。在谈到“宋代普陀山佛教”时，除了谈及普陀山佛教的宗派、宗风以外，还重点谈及宋代普陀山佛教寺院的“易律为禅”，此恰为宋代普陀山佛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元代普陀山佛教”一章中，一方面论及蒙元时期的政教关系及汉藏佛教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还论述了普陀山教界僧人在元代对外交往中所发挥的纽带作用，可谓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在明、清及民国普陀山佛教三章中，作者重点谈到了朝廷的海疆政策对普陀山佛教的巨大影响，同时也谈到了普陀山佛教神圣空间的形成与全面构建，最终使普陀山跻身于“四大佛教名山”之列，使海天佛国、观音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观音文化全面融入中国元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若从学术角度来看，《普陀山佛教史》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价值。诚如本书在《绪论》第四节中所说，本书有三大研究意义及三大创新点，尤其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及研究体系方面的创新，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普陀山佛教的其他相关领域（诸如发展史、教制史、信仰史、建筑史、人文史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独特思路。而这种创新无疑是建立在尊重史实、遵循佛教传统的基础之上，如对已知文献的把握解读与分析运用，以及将普陀山佛教放在中国佛教及东南亚佛教的视野高度去审视，便会发现：普陀山佛教并非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而是与整个中国佛教乃至华夏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佐证了“国兴则教兴”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历史铁律。从这个高度来看，《普陀山佛教史》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及卓越的前瞻意识，则是毋庸置疑的。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普陀山佛教史》的问世，为当今乃至后世进一步研究与普陀山有关的史学著述，树立了样板、提供了便利。随着祖国的日新月异以及普陀山佛教事业的蒸蒸日上，笔者坚信，未来普陀山佛教的断代史和《普陀山现当代佛教史》也将会陆续面世。相信在会闲法师的引领下，在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普陀山佛教文化事业一定会迈上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