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植写给张元济信的复印件

　　□张人凤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为中国出版业巨擘。

　　王修植（1860—1902），字菀生，号俨盦，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天津，任直隶候补道、北洋大学总办（校长）。1897年，他与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为宣传维新思想不遗余力。该报是维新派报纸中的佼佼者，其影响，特别在华北地区，十分深远。

　　王修植在天津与严复、夏曾佑、孙宝琦等过从甚密，而这几位又都是张元济的好友。

　　天津把晤

　　张元济与王修植缘何结识、交游，尚未见可靠资料。由于同籍浙江，有相同的科举经历，1892年张元济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研习2年，其时王修植任翰林院编修，两人相遇并交往，亦属常理。现存文献记录，见1897年2月15日张元济致夏曾佑信，言：“菀老来信云君寓彼处……”此信至少可以说明在这个日期之前，他们就已保持着通信。

　　1897年初，张元济约集几位志同道合者陈昭常、曾习经等，在北京筹设西学堂，拟招收年轻官员或具有相当国学功底的官家子弟，学习英语和了解当前世界所必备的知识，以备日后有执行新政的能力。开局较为顺利，来报名的人数有20人左右。后来，他想作进一步发展，使学堂水平提高一步，但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从章程、管理办法，到师资聘用、教材选购，都要有严密的计划。于是，这一年7月13日起就有11天的天津之行，所晤的友人中即有王修植、严复、夏曾佑。

　　1894年，王修植被聘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离开了翰林院来到天津，而此时学校的总办（校长）为严复。

　　《国闻报》

　　1897年初，王修植与严复合资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份报纸宣传、倡导维新思想，文笔高超，吸引了众多读者。

　　当时身在北京的张元济必然十分关注友人开办的报纸。有一个细节：严修关于教育的一个奏折，张元济原本打算将抄录稿寄给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以便在该报刊出。但他在《国闻报》看到已经刊登，就在戊戌年正月十一日致汪康年信中说：“其严修原折，已见初十日《国闻报》，不再录寄矣。”也就是说，正月初十日于天津出刊的《国闻报》，张元济第二天在北京就读到了，这在当年信息、交通都极为迟滞的条件下，可谓十分迅速，正说明了他对《国闻报》的高度关注。他在1897年2月28日致夏曾佑信中说：“报有进境，销报有进境，甚慰。离心力阻力之来，凡欲成一事，亦例所必有也。非特无损于事，而寘能有益……”

　　书信往来

　　1894年王修植去天津任职之后，张、王二人忙于各自公务，晤面机会甚少，他们间的联系仅限于书信。

　　1897年初，张元济约集几位志同道合者陈昭常、曾习经等，在北京筹设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以学习英语为之起步。西学堂办起来了，所需经费必然不菲。学堂得到张荫桓、张之洞、王文韶等官方人士的资助。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任直隶总督，他的资助就交由王修植代为转达。1898年3月7日张元济致夏曾佑信中说：“敝学堂需款甚急，北洋二月捐款，烦请告菀公，即日汇寄。” 1898年4月初致夏曾佑信言道：“菀公何日回南，果因亲事？承代给饭钟、《黑白报》价金，甚感。去年十一月，北洋捐款除付慕丈处七十金购桌椅外，尚存三十金，请告菀公拨还。尚余若干，结存彼处可也。如菀公尚未行，乞转告。又寄来三月捐款汇票一纸，照收无误。”王修植在天津为张元济办通艺学堂，做了不少行政、财务上的事务。

　　戊戌政变，慈禧返政，康梁出亡，六君子被害。张元济被处“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11月南下上海定居。但张对在津诸好友王、夏、严并不相忘。

　　从现存的资料看，早在戊戌政变前，王修植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不是太好。1898年4月15日，张元济致夏曾佑信中，记入了他对菀公的存问：“菀公旧恙复作，不知医者云何，至为驰念。”不久后的5月3日，又问；“菀公近体若何，已大痊否？南行其缓期乎？代致意。”张元济到沪未久，便在1899年1月20日致夏曾佑信中问及：“菀生近状何似？其病体较去冬有胜否？”第二天的信中又言：“菀公疾喘近已痊愈否？至为驰念。”看来，王修植病在呼吸系统，其病状一直牵动着张元济。

　　合作互动

　　张元济于1899年4月被南洋公学创办人、督办盛宣怀聘为该校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负责译书院翻译国外著作（主要译自日文）的管理，1901年3月，学校第一任总理（校长）何嗣焜病故，张元济受命任代总理，为期不到一个学期，之后回到原工作岗位。

　　在此期间，一场剧烈的冲击，使华北大地遭受巨大的灾难。八国联军进占京津，华北民众生灵涂炭，王修植供职的北洋大学堂为德军所占，学校被迫停办，王本人亦险遭不测。

　　张元济在《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一文中对此有一段记述：“与南洋公学对峙者有天津北洋学堂，亦盛公以轮、电两局拨款兴办。庚子义和团之乱，学生星散，仅有铁路四班及预科班二十余人来公学附读，所有经费亦拨存公学。”所言“铁路班”，指附设于北洋头等学堂之卢汉铁路学堂18名学生，附入南洋公学继续学习。

　　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1901年，南洋公学还将北洋大学堂南下寄入学生择优资送赴美，并代为管理学费、学业、考核等一切事宜。

　　1901年6月，在盛宣怀的督促下，公学代总理张元济与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商定，拟委托来华游历返美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华文总教习傅兰雅为留学监督，将因北方战乱未及留洋的该堂学生王宠惠等七人及该学堂英文教习陈锦涛带往美国留学，所需经费，由该学堂拨存公学之款支付。每年以规元一万两为限，分两次交傅兰雅收管。张元济在上揭《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一文中回忆说：“余因与该堂总办王菀生先生商定选该堂毕业高才生若干人，延教习陈君锦涛率往美国留学，所需经费，即由拨存之款支给。”

　　就在8人赴美后不久，盛宣怀又提出增派一名工程学生，王修植考虑将此学额给予陆耀廷。

　　笔者藏有王修植于1901年10月20日致张元济信复印件，全文如下：“菊生仁兄大人阁下：督办拟添派工程学生一人续行出洋。查陆耀廷实际工程毕业学生，人亦体段结实，能耐辛苦。弟明日拟即回宁，不及领该生往谒毗陵，务乞阁下订日带同陆生进见说定，俾该生得遂游学之志，而于毗陵公事甚有裨益也。专此，即颂礼祺。弟修植顿首，初九。”另有张元济于1901年10月25日致盛宣怀信，言：“杏荪先生大人赐鉴：菀生前辈前日已返甬上，临行属转告左右，添派工程学生陆耀廷可以胜任。顷闻使节返自武林，趋谒未蒙接见，谨将原函呈览。如蒙允准，请即知照公学，并祈示覆，当邀该生来见也。肃此。敬请台安。制张元济谨上，九月十四日。”两信内容正相契合。可知，张元济受王修植之托，在他已卸任代总理后办成了一件校务。在征得盛宣怀同意后，陆耀廷于同年12月1日赴美。

　　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例如陆耀廷在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任工程技术工作，王宠惠任民国时期外交部长，王宠佑任大冶铁矿总理、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张煜全任总统府秘书、清华大学校长，胡朝栋任上海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及多项铁路技术职务。

　　沪上惜别

　　王修植一生最后两年，在家乡定海居住的时间比较多，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关注并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1902年，他与邑绅丁中立等人合词禀陈定海厅，改景行书院为定海厅中学堂，为当地新式学校教育迈出重要一步。

　　1902年阴历七八月间，王修植带病北上，返回天津，途中在上海小住，张元济闻讯后，即前往探望。

　　将近30年后，张元济在回复王修植次子王德溥信中有过一段回忆：“弟与尊翁大人为三十年之旧。昔在京津往还甚密，戊戌而后，踪迹稍疏。拳乱既平，犹忆尊翁大人由甬至沪，将赴天津，寓福州路朱君葆三家，弟往访之，见其病骨支离，神气萧索，而又不能不行。不意一别之后，遂成永诀，转眴亦将三十年矣。”可见当时王修植身体状况已很差，这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902年10月23日）王修植在天津逝世。这是他们最后一面，读来令人唏嘘。

　　张元济与王修植，从相识至挚交，历时也不能算长，今天看来，这段历程，基于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立足改良，推动维新，以图强国富民，是他们那个时代为振兴中华所达成的共识。他们在政见上有许多共鸣之处，而这也正是他们友谊、交往、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