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 王玉吉 文/摄

　　杭州博物馆藏有一幅光绪年间所绘的书画，名曰《约园图》，题为杭州张大昌所绘，卷后附有光绪七年 (1881)定海学者黄以周所作的《约园记》。

　　在《约园记》中，黄以周言：“题曰约园，其示学者博文约礼之教乎？”对约园之“约”字的涵义进行了阐发，不仅如此，他在记中对约园中的风物景色、兴废往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这里的约园位于杭州西湖之东南，乃清代浙江学政官署园林，位置极佳。黄以周在文中自谦曰：“以周不文，师有命，岂敢辞焉？”此处所言之“师”，即长沙徐树铭。

　　黄以周存世作品以经学研究为主，极少涉及山水景物之题咏，《约园记》是其一。更为难得的是，通过这篇《约园记》，我们得以一窥黄以周在杭州寓居时期的学术交往，尤其是他与徐树铭之间的师生情谊。

　　一

　　黄以周，字元同，生于定海紫微庄，也就是今日的双桥街道。定海黄氏以耕读传家，黄以周之父黄式三亦深耕经学，著有《经说》《读子集》等著作，被尊称为“明经公”。黄以周幼承庭训，年岁渐长，于礼学一道孜孜不倦，著有《礼说》等二十余种著作，门下门生千余人，今日学界视之为“清代礼学殿军”。以黄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晚清浙东一大学派——“儆居学派”。

　　然而灾祸比声名先到。道光二十年（1840），战火突起，十三岁的黄以周随父迁至宁波。同治初年，他结识高均儒等名儒，往杭州活动。

　　徐树铭乃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治六年（1867）时已官至礼部左侍郎，作为“文学清要之官”视学两浙。也是在同治六年，黄以周移居杭州并供职浙江书局。黄以周先后得到浙江学政吴存义、张之洞青眼，在杭州广交青年才俊，孙诒让、俞樾、高均儒、虞景璜、李慈铭、陶方琦、张文虎、王继香、谭献、胡培系、朱一新等人都与黄以周熟识。这些人中，俞樾在浙江士人中颇有声望，曾任翰林院编修，与徐树铭相识，称徐树铭为“同年”；在徐树铭到浙后，朱一新受徐树铭赏识，获选诂经精舍超等。因此，徐树铭应当对黄以周早有耳闻。

　　徐树铭在浙江风化上颇有建树，浙江学子对他尤为尊敬，黄以周亦不例外。

　　《约园记》载徐树铭在浙江“崇朴学，振文教”。徐树铭曾定诂经精舍一月一次课试，又于内外课上设置超等六名。

　　《约园记》所记的约园，兴建于康熙朝而毁于兵灾，也被徐树铭修复、改建。徐树铭曾自陈“何必园哉”“又何必亭池之美”，黄以周解释徐树铭修葺约园是为“迎太母某太夫人奉养于署。恐无以怡亲志也，迺理兹园”。约园葺后“未有盛于此时也”，却不只让老人颐养天年。园西有高台，“台名‘仰高’，志向往也”。园中有亭名“定香”，七十余年前就是诗文歌咏的对象。

　　约园既复，徐树铭辄以《定香亭后赋》试诸生。徐树铭还在定香亭刻书，曾有《浙江校士录》，可惜今不得见。其同僚称赞徐树铭：“树人犹树木。阮门桃李尽矣，君为树之；定香亭覆久矣，君为建之。”

　　二

　　乾嘉时，大学者阮元任浙江学政，修葺约园，课士建学，黄以周在《约园记》中频频将二人同列，写徐树铭“一如阮公”“任满入都，士子翘首以望重来亦如阮公”，其中敬意不言而喻。

　　徐树铭对黄以周的才学也十分认可。同治九年（1870），通谕采访儒修，徐树铭推举十七人，黄以周正在其列。此年徐树铭选拔黄以周为优贡生，提出比照博学鸿词及拔贡优贡朝考之例，特予廷试。农历八月乡试，黄以周高中，于同治十年（1871）入京赴礼闱，获选国史馆誊录。

　　两人之间的情谊历时长久。黄以周作《约园记》在光绪初年，彼时徐树铭“服阙供职，迂道来浙”，再度与浙江学子相聚于约园。此时的约园却是园荒石寿，使徐树铭颇为感慨。于是他命门下士作图作记。徐树铭门下的张大昌擅画，曾为黄以周之父黄式三绘像，绘制《约园图》的任务自然由他完成，作记的任务则交给了黄以周。

　　此次徐树铭取道杭州，距同治九年已过去了十二年，十二年前徐树铭去时，因为举荐涉及被罢编修的俞樾而遭到严旨回应，吏议降职，仕途沉滞；光绪初徐树铭又逢父丧，停职返乡。徐树铭遇此坎坷，黄以周敬意不减，在徐树铭命他作文时唯有一请：“天将速吾师以星使南来重构是亭矣。”

　　一语堪堪成真。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八月，徐树铭任浙省乡试主考官，简任浙江学政。当时黄以周已在江阴南菁书院任山长多年，年逾古稀，身体不佳，仍以门生身份往杭州拜谒。

　　同月出闱后，徐树铭宴请门生，黄以周也受到邀请，并得特许携杖入席，不行拜礼。农历九月，徐树铭被擢升为左都御史，回京师赴任，终是未能再为浙江学政。虽然徐树铭离开江南，但两人书信并未断绝。黄以周未能亲自相送，写信致歉并与徐树铭探讨礼学。

　　黄以周《约园记》语：“庸非二公（阮元和徐树铭）之提倡学术，人才蔚起，有超前绝后者与？”阮元早走，徐树铭却实实在在地照拂黄以周。

　　三

　　徐树铭在浙江发扬朴学，朴学在学术研究上讲求实事求是，需要广泛的材料作为证据，在对经史的态度上，徐树铭认为“读经不读史，譬如坐观井”，发扬即事穷理的学风。黄氏家学本就追求博通，兼采汉宋，黄以周倡导博文约礼，对史志更是博稽深考以疏通经文。

　　这种求真的态度与目的不仅使他们博通众家，也使他们对学术争鸣有更高的宽容度。光绪二十三年黄以周拜访徐树铭时曾携带其所著《礼书通故》。光绪十九年（1893）时，《礼书通故》已有一版刊竣，当时士人争相传阅。但两人仍然对《礼书通故》内容进行热切探讨，以求改进。徐树铭认为《礼书通故》未及“朝践”名义，黄以周以蔡氏德晋说为对，徐树铭则以朴学大师段玉裁“践未行礼”说为佳。黄以周经过一番思索，在给徐树铭的回信中提出“还似从先后两郑注为安。蔡说固未当，段说亦未稳”。

　　然而天不假年，这些探讨结果未及再版呈现，二十三年的杭城盛宴竟是最后一面。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以周于杭州半山溘然而去，享年七十二岁。同年，徐树铭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两人交游情谊一同入土，堙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