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一角

　　杨淏

　　东北大兴安岭

　　现代人离开手机还能生活吗？在数字网络发达的当今中国，手机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间，就已差不多发展成为我们身外的另一个“器官”。离开了手机，我们还能否正常生活？手机对我们来说是工具，还是枷锁？

　　为了探寻问题的答案，目前就读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艺术专业博士生杨淏开始了一场为期134天的“逍遥游”，离开手机、电脑等联网设备，他切身感受过中国大地上68个市县的风土人情，阅读了40余本书，并把感触和故事凝结在22万字散文、2TB的影像素材和无数封家书当中。

　　“穿越”

　　作为一名艺术博士，杨淏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时常有着敏锐的体察和深刻的思考。在过去的生活体验中，他发现越来越多人会把很多时间消耗在手机上面，设备显示的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大大超出想象。“如果说网络和手机是一个工具，那应该是可以随时决定使用或者不使用，就像你要敲一个东西，可以使用榔头，也可以使用锤子。但是，现在没有了手机和互联网，人变得寸步难行，那它们还是为人所用的‘工具’吗？”

　　带着对数字网络过度泛滥、互联网技术异化的反思，杨淏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实验，在数字网络最为发达的中国大地，进行脱离网络的环游：“我就试一试，没有了它，还能不能正常生活，能不能正常游走，会发生什么状况？”

　　于是，一个没有手机、电脑的旅行计划就此开启，在出发前，杨淏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缜密筹备。

　　现代人离开手机，几乎和“失联”没有差别，杨淏的父母对他的安全问题很是担忧。为了让父母了解自己的位置和状态，他选择了一种传统的通信方式——寄家书，每到一个城市，杨淏都会第一时间提笔给家人朋友写信。“我想用最传统的家书去通联，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古代人，穿越到了当代社会，看看跟这个世界还能发生什么样的接触。”

　　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证件和银行卡、现金之外，杨淏的行囊里只有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毛笔、宣纸、墨汁、三本书、笔记本和钢笔。2023年11月27日，他从家乡山西太原出发，计划一路向南直到广东，接着到中部，再到西南地区，之后到达西北，最后由东北回到家乡。

　　旅途开始之前，杨淏只对旅途有大致方向上的规划，余下的每一站，则是根据在当地的经历或者灵感启发再作决定，“第一站先去临汾，到了之后跟当地人聊天，在当地获取一些知识信息，继续往南去到运城。到了运城之后知道离三门峡挺近的，下一站就去到三门峡”。这种离开详尽的攻略，亲身体验未知旅途的神秘吸引着杨淏，他在散文中写道“这种以肉身去体验种种不确定的幻想，令我着迷”。

　　每到一个新地点，杨淏会在火车站打个出租车，借着跟司机聊天的机会了解这座城市。有时，他会随机坐上一辆公交车，找到合适的酒店就下车，再跟酒店工作人员聊天，就这样从和当地人的交流当中获取信息。

　　博物馆和独立书店也成为他探索城市的“引路灯”。在湘西旅行时，他就追随沈从文32岁时的足迹，按照《湘行散记》中记述的地点，一路从常德重走沅江，感受书中的风土人情在90年间的变迁。

　　放下手机也让杨淏一路上有更多机会感受人和人交流的温暖，“一路上遇到了非常多善良的人，他们很无私地给我帮助——有时找不到目的地，他们就让我搭车，有的还邀请我去家里吃饭。”

　　困难

　　当然，离开手机的旅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陌生城市通过人工买票、找酒店、获取信息等都面临障碍，各种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的场地，也让他吃到不少闭门羹。谈到旅途中最大的困难时，杨淏坦言：“我很难找出最大的困难，因为困难每天都在发生。”

　　从每天用8小时手机，到彻底割舍手机，杨淏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无法与亲近的人取得即时的联系，孤身漂泊在外的孤独感，在旅途前期缠绕着他。那时，写作和写信成了杨淏排解心中烦闷的出口。

　　支付问题也是棘手的困难之一。在南疆，杨淏面临过全身上下只剩6元现金、全天只吃了一顿早饭的困境。由于当地极少有ATM机，他只能在晚上饥肠辘辘地挨家挨户询问商户，是否有POS机可供刷卡支付，收到的是无数否定的回答。最终，在两位维吾尔族大哥和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杨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了取款机。

　　他人对其行为的误解，也成为旅途中独特的经历。杨淏说，一路上大约有三成的人不理解他不带手机旅行的行为。他曾经被当成宗教信徒、直播博主、社会学家、调查记者等等。在赤峰客运站，他甚至被工作人员错认为是间谍而引起围观。对于杨淏来说，每个人的经历、背景和想法都不一样，“并不觉得反感，有时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即便面临重重阻碍，杨淏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出发前，他就已经做好这趟旅途必定不“逍遥”的心理准备，一场对数字时代的逆行和反叛，本就是对于长时间受数字网络影响的现代社会的挑战。直面困难、解决困难，正是这场实验的必要因素，“面对各种未知，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是做这个项目的意义”。

　　在出发10天之后，杨淏渐渐找到无手机旅行的节奏和感觉；半个月后，他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没有网络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很是自在。

　　今年4月9日，结束了134天中国环游的他回到家中，已习惯并且享受于没有手机的生活的他，甚至不愿意打开手机：“我不太想回到有网络的那种生活方式，打开手机，肯定有很多信息奔涌而来，我又得回到之前那种被手机支配的状态。”

　　体验

　　“我意识到，那134天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这是杨淏在散文当中对自己旅途的总结，“这是一次绝对专注的人生体验。”

　　在放下手机踏上旅途之始，平日习惯于用手机看时间的他很快发现，自己忘戴手表了，这意味着他无法随时知道确切的时间，于是他索性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生活——困了就睡、饿了就吃，用身体去感知时间。没想到，这种不按具体时间生活的“放肆”，反而让身体慢慢地更有规律，对于时间的感受也越来越准确，“每天晚上回到酒店看新闻联播，觉得大概差不多7点就打开电视，每次也就差10分钟左右。”

　　杨淏认为，虽然网络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获得一座城市的信息，但庞杂、碎片化和同质化的信息，有时反而起到阻碍作用，消解了人们探索的欲望。相反，跟当地人聊天获取的信息则更有意思，“他们的答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那些和他们本人的经历相关的答案，往往更丰富，这点很有趣”。

　　不仅如此，离开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网络，杨淏感觉自己的专注力明显提高了，做事也更加高效了，“在没有手机的旅程，专注是一直持续的”。

　　在旅途的开始，杨淏随身带了三本关于旅行的书，在后来的4个半月中，他一路买书、一路看书，用40余本书度过了那些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夜晚，他还在途中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22万字的散文集，期待在来年出版。

　　“我知道不可能完全不回到数字世界，过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打开了手机。”如今，即使已经回到了数字世界，杨淏依然对自己是否被数字网络异化保持警惕，这趟身体和心灵的旅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　　

　　杨淏并不是一名反技术主义者，数字革命帮助人类文明飞跃发展不能被否认，但这趟看似是“苦行”的“逍遥游”，仍然引发了人们对铺天盖地的网络应用的反思。（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