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崎锋

　　那时，在老家的镇上，不大的地方，却有一个不小的影剧院，文艺范十足。不过，在那个年代，集镇上有一个像样的影剧院，好像是标配。再不济的，也有个固定的露天电影墙。而在小村子里，随时可以用几根长毛竹搭建一个框架，挂上幕布便可以放映露天电影了。

　　影剧院就坐落在镇的中心地带，路边进口处有一间销售电影票的小平房，开着一个小窗口，看起来就有些简陋了。想要看到里面的售票女青年，也是极不容易的事。

　　进入铁门，里面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上了台阶，便是影剧院的大楼过道了，左右两道门，搁着一块布帘，进去，便是一番天地。高大而宽敞的大厅，整齐排椅从高到低向前延伸，最前面是一个高大的舞台，背景墙面上一块黑色的可移动大幕布。正对着的二楼放映室，有几个窗口，那是放映机镜头可以穿过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三舅是这里的放映员。

　　影剧院何时建成的，我不清楚。也许我出生之前就在了。印象中，我第一次与这个影剧院有交集是在小学五年级，那时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电影。那场电影就是轰动一时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是我们那个小学没有的先例，也是一次很难得的爱的教育活动。电影确实很感人，现场此起彼伏的啜泣声。电影看完了，大家走出来，大多是眼眶湿润。可见，人类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心灵是很柔软的东西。

　　这么大的影剧院，平时除了放电影，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功能，比如承接外来团队的演出；比如镇里开重要的大会；还有全乡的学校庆祝汇演等。

　　我后来也有了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但基本没露面，而是隐在角落。当时我们学校选送的其中一个节目是喜庆的舞蹈，由一群女孩子跳。为了呈现效果，老师建议在后台穿插一点中国元素的乐器伴奏，就选了几个人去敲锣打鼓，按节奏“咚-呛咚呛-咚咚呛”地敲打。大家在小学校的破屋里演练了一段时间，就上战场了。最终，节目获得了二等奖，而我们只在谢幕时站在女同学背后露了一下面。

　　影剧院周边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有人流便有商机，许多的零食时令瓜果小摊纷纷出动。大家肩挑手推，随意地占个位置，把担子一放或小推车一停，上面铺个木板之类，生意便开张了。

　　我的母亲向来是勤劳的人。她也加入了这个流动摊位的队伍。我们村是一个地道的农业村。母亲除了干农活，自家种些青皮甘蔗、桃子、菱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以流动水果摊贩的形象出现，每天从瓜果批发店里进货，仅凭一副担子或一辆手推小板车，完成了起早贪黑走村串巷的事业，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

　　不知从何时起，三舅成了电影放映员。三舅个头不高，偏瘦，但很精神。他没多少文化，是个自学成才的电工师傅，在镇里的电管站工作了多年直到退休。他和蔼亲切，在镇上的人缘很好。

　　据说，影剧院一开始没有专业的放映员，每次都要请邻镇的人来，极不方便。三舅自告奋勇说愿意来当放映员。镇上就叫三舅去学放映技术，凭着电工的底子，他很快便学会了这门手艺。他说反正平时晚上也没什么事，权当自己看免费电影了。

　　表哥比我大了两岁，我们都是好玩的年龄，于是我常常放学后不回家，赖在三舅家，一是留恋三舅烧的菜，二是能看到免费的电影。

　　那一年，我高考完，去省城的学校报到，三舅陪我办完了手续，临行时，他又塞给了我一笔钱，对我叮咛再三。不想两年后，三舅得了坏病，癌症晚期。弥留之际，三舅无力地握着我的手，不能说话了。我不敢看他消瘦的脸，注视着那双曾抚过我的头、曾为我夹过菜、曾塞给我钱此刻却瘦小的青筋绽露的手，不禁放声大哭。

　　三舅走了。小镇上的影剧院在时代变迁里，也慢慢走向了没落。

　　也许自我在外求学的那一年起，影剧院已经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路边的小矮房售票处率先成了一个车辆维修站。影剧院周边已经长满了野草，原本高大的墙面斑驳不堪，里面成了麻雀的驻地，座位上全是灰尘和鸟屎。

　　记忆中，我回乡后，有几次路过这里，进去看了看。坐在我曾经常坐的那个位置上，仿佛昨日重现，前面是黑压压的人头，幕墙上正放着《黄河大侠》《少林寺》之类的电影，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镜头快速闪过。当我转身，望向那小小的窗口，仿佛有光柱穿越尘埃射向前方，窗口正露着熟悉而亲切的脸庞。

　　有一年，小镇改造，影剧院拆除，原地建起了一排店面房，出租给了一些建材店，还有几间成了镇上的文化礼堂。

　　后来，这排店面房的路对面新建了一个小公园，公园里立了一面幕墙，常有流动摊在自发地投放影片，小车上现代设备一应俱全，能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只是这人群里，再也看不到我的三舅。还有我的大舅、二舅、我的母亲……他们都曾如此鲜活地存在于这个小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