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身随着波涛剧烈起伏，重达450公斤的蟹笼在机械臂的操控下从深海回到甲板，船员们在摇晃的甲板上迅速固定这些笼子。每一次抛笼和收笼都是对体力和技巧的极大考验。昏黄的灯光下，渔夫举步维艰，稍有不慎被笼子击中或卷入绳索，都有丧命的可能。但更常见的危险还是来自海浪与失温，一旦掉下去，就别妄想被救与救人。

　　上述情节来自于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渔人的搏斗》，无数人在窥到帝王蟹捕捞者的日常后被深深震撼。他们自称“渔夫”，而这条古老且危险的掘金之路上，也逐渐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三年前，告别国企工作的刘一凡，从上海来到挪威。她选择登上渔船，成了船上第一个面对极限与未知的中国女生。

　　但让她真正崩溃的，并不是大海和意外。

　　海上永动机

　　晚上10点，刘一凡穿上劳保服，换上一双厚重且充斥异味的靴子，走向加工船舱。

　　放眼望去，可见的海域没有第二艘船的影子。海浪很大，这种天气，在甲板上捕蟹不知道会被渔网撞出多少新的伤口。

　　好在刘一凡今天不用吹海风，但在室内并不意味着更轻松。零下20摄氏度的船舱里，下饵捕蟹、分拣砍杀、打包保存，每一个环节在经过12小时的重复后，能轻易摧毁渔夫们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极限。

　　踏上渔船的第三天，刘一凡的肌肉就开始抗议，繁重的工作使得肩颈时常有针扎般的疼痛。劳保服非常不透气，每次都会闷出一身汗，累到头昏脑涨直不起腰是常有的事。站立时，脚趾发麻尚能忍受，可一旦躺下，双脚就失去了知觉。

　　旧伤未愈，新伤就找上门来。上船的第一周，刘一凡的手指已无法弯曲，肿胀到无法合拢。她先后在网上找了三个国内的医生，才诊断出是脱臼。可惜推荐的药在船上根本没有，医务室只备了晕船药和心脏救急丸。

　　既然不危及生命，就没有停下来的资格。捕蟹是团体劳动，动作稍慢，挨骂事小，耽误进程则成了全船罪人。拿蟹、劈开、对折、打包，还没处理完脚下的蟹，新的一批又从上方的窗口涌向流水线。她必须迅速筛选，把帝王蟹精确配重。每一份帝王蟹都有严格的重量限制，9.2公斤的指针，成了悬在她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4小时不停歇作业的渔船，像一台捕蟹永动机。当渔夫被6小时的极限工作榨干时，才会有下一批劳动力前来换班，而在这之前，他们只有10分钟的喘息时间。

　　每人每天都需要上两次班，即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两周才能靠岸卸一次货，每次卸货都至少有200吨的帝王蟹需要被迅速清理，以便尽快起航。

　　回到船上的莫比乌斯环，离岸的渔夫们不再有休息日。

　　在“监狱”月入13万元　　

　　翻看刘一凡在船上的照片后，你几乎很难把她和上海市中心甲级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联系到一起。三年前的刘一凡，在上海拥有一份精致且体面的都市生活：朝九晚六，周末会为了喜欢的乐队驻扎在live house，一待就是一晚上。

　　这样的节奏被打破于2020年，她前往挪威找男朋友，一待就是四年。

　　捕蟹的工作是当地的朋友介绍的，在这样一个渔业帝国，几乎每一个挪威人身边都有不止一个渔夫朋友。

　　正常来说，挪威的1至5月份都可以下海捕蟹，每艘船都有自己的捕蟹限额。刘一凡的这艘船，通常只需要3个月就能达到额度，提前收工。

　　每个渔夫会在月初先收到10万挪威币（人民币6.7万元）的底薪，提成则与当月的帝王蟹收成直接挂钩。一般每人每月平均能赚20万挪威币（人民币13万元），3个月下来会比别的船上的渔夫干5个月赚的还多。

　　代价自然是加班加点。“一提起这艘船的名字，业内人都会说，那就是个监狱。”

　　船上的同事，一半来自东欧，另一半来自挪威本地。不过本地人经常会中途退出，很难坚持下来。

　　刘一凡回想起初次面试时，船长只是确认她不晕船后，就夸她“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现在想想，或许只是因为实在难招人。

　　船长是幸运的，刘一凡扛住了甲板上的浪，顶住了远超负荷的工作量，化解了语言带来的文化差异。

　　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捕蟹人，要面对的还远不止这些。

　　北冰洋也逃不掉职场PUA

　　那是一个平常的晚班，刘一凡在船舱内忙碌着。上一班的渔夫又偷懒了，贴标签这项本不该属于她的任务，又落在了她的肩上。

　　突然，巡查的工头径直走了过来，指着旁边一箱遗漏了标签的螃蟹大声斥责。没等刘一凡解释，工头重重一掌下去，刘一凡刚打包好的螃蟹全部被打翻，“给我重新干到满意为止”。

　　工头叫麦克，是跟了船长20多年的老人。这不是麦克第一次找茬了，刘一凡回想，其实在这之前麦克就试探过她，当时的她比较迟钝，给对方留下了很容易被拿捏的印象。

　　各种设备机械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加上每天12小时不停歇的高强度工作，终于让刘一凡的压力达到了峰值。

　　她捡起一个螃蟹，狠狠砸向麦克的脸，“这是其他组员犯的错误，你怎么不管？就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所以你才敢冲我发火吗？”

　　结果对方开始自证，他对她没有偏见。刘一凡觉得既好笑又好气，刚想好好沟通，麦克突然冲过来，狠狠拍下她指向他的手臂。刘一凡那时才意识到，很多时候，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于是也大吼：如果你再碰我一下，我就告你性骚扰。麦克明显一愣，转身离去。

　　当天吃饭时，有船员主动告诉她“今天你做的事情真的很爽”。他们都很意外，一个女生，怎么敢这么直接顶撞麦克。刘一凡反问其中一个新同事：“他都骂你蠢货了，你为什么还不反抗？”

　　来挪威的这三年里，她做过文员、接待、幼师助理，她感受到了几乎最好的职场环境——健康、包容。如今在船上，刘一凡只觉得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挪威吗？”

　　一旁的老同事突然笑了起来，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挪威一向对室内吸烟严惩不贷，而在这艘船上，失灵的也不只是禁烟制度。“一旦上了船，挪威就不再是挪威。”

　　极地之上，挪威不再

　　如果把船上的人分为两类——谋生与体验，刘一凡明显属于后者，而那些经济情况相对紧张的新人，自然逃不掉被老人打压的命运。刘一凡猜测，打压的对象或许不分国籍，通过羞辱新人来树立威信，才是真正的目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次冲突之后，麦克再也没有找过她的麻烦，甚至路过时也不敢与她对视。

　　但想放弃的念头还是时常会冒出来。有网友质疑她，是因为在国内活不下去了，才成为输出的劳务。其实无论在家乡贵阳还是上海，刘一凡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一般来说，捕蟹和杀蟹是男工负责，女工则承担筛选和打包的工作。看似男性更劳累，但若是计算总工作量，则不相上下。相比在船舱里打包，男生更愿意去甲板工作，这也导致捕蟹这一行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一直都在增加。

　　但渔船并没有做好迎接女性的准备。船上最小尺寸的手套，刘一凡也依旧觉得很大。好在她的身高有175厘米，勉强能穿上船上最小号的衣服和靴子。

　　更多时候，最吸引围观者的依旧是这份工作丰厚的酬劳。她收到最多的私信就是：我欠了很多钱，怎么样才能做这份工作？刘一凡会告诉他们实话：相比吃苦，签证才是最大的问题。她更怕评论区求财心切的人被黑中介骗钱。

　　下船后的日子里，刘一凡身体的损伤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她现在一看到背带裤和橘色的衣服就会心里一怵。

　　有人问她，下次还出海吗？刘一凡的脑子里却冒出了她在极度疲倦的工作间隙，看到冰面上奔跑的北极熊和海里跳跃的鲸鱼的画面。

　　“当你在挪威，能看到挪威人看不到的那个挪威，这样的冒险也不亏吧？”

　　（来源：新周刊）